宏观的思考问题

作者：王建硕

社区研究

作者：麦田、GinTonic

苍凉路上的回望——解读女作家女性系列

作者：言子2006

　　张爱玲，一个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挥之不去的名字，犹如那些我敬重的女作家一样，她隔我们那么远，却又是那样的近。有时我在想，如果和张爱玲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又都是写作的女性，和她会不会成为朋友？不会的，我只能远远看着她，在她苍凉的文字里去感受她的心路，作一次又一次神交。只能是这样。在与她同时代的女作家中，张爱玲比较欣赏苏青和丁玲，《我看苏青》的文章中，她说“如果必须把女人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和白微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张爱玲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她作品的基调，也决定了她的人生，这和冰心、白微是完全不一样的，她们在精神气质上有很大的差异。这样的一个女人似乎注定了要独自走完一生，这在她的作品里已经有了预示，张爱玲在写那些小说时并不知道，她不知道自己就是自己人生的预言家，很多作家都不知道，回头看的时候仿佛才明白一点什么。我一直认为作家和他的作品有一种隐藏着的神秘关系，就象李贺、王勃、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和他们的诗一样。张爱玲也是一样，虽然她不是诗人是一个小说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张爱玲，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她的小说，有的只是看热闹，看故事。要历经沧桑，要让一颗心在世态炎凉中磨碎又缝合，缝合又磨碎，然后再缝合，你就刀枪不入，心如止水。你就懂得了张爱玲，懂得了她那些苍凉、凄迷的小说。　　

　　她就是那样懂得了张爱玲，懂得了她的小说。　　

　　她不是小说家，但她的初恋也预示了她的婚姻和人生，这也是在她历经艰难和困苦，历经痛苦和迷惘明白的。历经了生生死死，爱爱恨恨，情情仇仇，她觉得自己和张爱玲是隔着时空的朋友。没有距离，心与心的相通是没有距离的，在阅读张爱玲的每一个文字时，她和她是那样近。这时她已经把自己磨练得坚强坚韧了，从肉体到精神她都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再大的失望和失落，不管怎样的打击和暗算，她都不当一回事了，依然能平静地做自己的事，决定了她人生的初恋，回想的时候也只是莞尔一笑，仿佛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她想，这就是命运，在她遭遇那场初恋时，她并不知道那就是她的命运。
　　那是一个已婚男人。
　　八个月后她才知道的，那时她还全身心爱着他。那时她只有十九岁，满腔热忱投入到初恋中。后来，后来她从他的行踪中发现了一些破绽，有了不安和怀疑，去了他的单位，领导告诉她他已经结婚两年。她又去了他妻子的单位，一个瘦弱又憔悴的女人，才结婚两年的女人不应该是那样的容颜。她从那张脸上看出女人没有爱情，过得也不好。她去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爱她，怕失去她，打算离了婚再告诉她。她当然不会相信，忍受不了他一直在欺骗她，要跟他一刀两断。他说再给他一些时间。她没有给他时间，她爱他，但她不能接受他的虚伪和欺骗，更不能接受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恋爱、结婚。她是一个传统又保守的女孩，又是八十年代初，那时的中国还在苏醒中，男人女人也还在新与旧之中苏醒。很快，为了忘却伤痛，她匆忙结了婚，几年之后又离婚。这是注定了的，就像她的生命中只能遭遇已婚男人一样。　　

　　张爱玲的情爱和婚姻也是注定了的，她活得太真实了，真实得自己的内心不能有半点虚假。并且，她要爱的男人不仅仅是一个男人，是一个能与她心灵相通精神上融合的男人，是一个能够让她内心飞扬的男人。她注重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张爱玲的第一次婚姻，不知道那个男人爱过她没有，至少张爱玲是全身心爱着。直到现在我也为张爱玲惋惜，她真的是爱错人了，至少，她不应该那样不顾一切，要是她当初理智一点聪明一点，也许又是另一个结局。这就是张爱玲的真实。她不是不知道，她不是看不明白，象她那样聪慧的女人还看不清楚吗？她是活得太真实了，即使知道结局也愿意承受一切。她实在是爱错人了，不应该爱着那样一个人。我读了那个男人写的《今生今世》，在他逃离的过程中，一路拈花惹草，不断地和新的女人发生婚外情。张爱玲，苦苦的等他，支助他，千里迢迢去看他。那时的张爱玲是什么样的心境呢？她把一切都掩饰了，难道她没有伤害、委屈、痛苦、愤怒？她承受了，不像一个小女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立女性的胸襟。多情说明一个人感情丰富、细腻，并不是一件坏事，但那个男人不是多情而是滥情！我仿佛听到了一个天才女人无奈的哀叹！张爱玲不是那种需要倾诉的女人，在那个时候，她其实已经决定和那个男人决裂，只是她的大度那时不容许她那样做。当那个男人逃过一切“劫难”，她才和他斩断了关系，连同她的情丝也一起斩断了，不再和他有任何瓜葛，彻底又干净。不知她在以后的岁月里回首往事时，是不是后悔自己爱错了人？她的不顾一切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余地，往后退的路途上也拖着那个男人的影子。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要么不爱，一旦爱上就用情专注，一往情深。她不是那种能轻易爱上别人的女人，爱上了也是不顾一切。这在她的第二次婚姻中也是这样。
　　再一次恋爱她已经远走他乡，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张爱玲精神上的向往。那个戏剧家虽然有才华，却是贫穷一身病痛，若是现在，是不会有人和这样的男人恋爱、结婚。现在的男人女人实在是太现实了，现实得没有了半点诗意，尤其是男人。张爱玲却不计后果和这样一个男人恋爱、结婚，为他还债。这些是不能将一个独立的女性击败，尤其是象张爱玲这种在物质和精神上都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女人。她也许以为一切都是暂时的，总能度过难关。是啊，他们都是有才华的，物质上的匮乏还不能克服吗？度过难关，他们就会风平浪静，携手走完一生。但命运总是和张爱玲开玩笑，戏剧家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也许她已经预料到了结局，她的爱情需要的是心灵的沟通和精神上的融合，哪怕是短暂的。比现在的人强多了。　　

　　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和已婚男人恋爱，总是，爱上已婚男人。这也许就是她的命运。在爱情上她也是个不管结果的女人，当然更没有功利，不像有些女人深谋远虑。她只在乎自己的感觉，在乎，自己是否愉快。她意识到了自己的简单、纯洁，但她改变不了自己。一个精心为自己设计人生的女人是不会象她这样的，她们总是把自己的人生打造得滴水不漏。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做什么事情都不违背自己的心愿，在感情上更是如此。邂逅的那些已婚男人，她是付出了感情的，但都没有结果，她和他们谈情时也没去考虑结果。她便想起了她的初恋，那时她不知道他是个已婚男人，后来是明明知道也要那样做。如果她那时不是那么保守，不怕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她会不会嫁给他呢？他会娶她吗？其实那时她最怕的就是别人知道她找了一个有妇之夫，她承受不起。没有人知道她的初恋，她在伤痛中独自把年青的初恋埋葬了。现在她进步多了，敢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到已婚男人身上不要结果就是证明。至于初恋，早已随风而逝，彻底在她心上洗清洗净了。那是一场可笑的恋爱，其实后来明白是不值得的，那个男人并不值得她那样爱他。就象他经历了的那些男人，爱的时候不顾一切，分手后才发现并不值得，和她谈过情的男人，她都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弱点和自私甚至虚伪。她很释然，是他们让她的人生多彩斑斓，没有什么刻骨铭心，也没有什么追忆往事的心情。走过一段路回过头，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有那样的情感？这是她不断向前走，不断历经坎坷、曲折之后，心灵和精神之路越来越开阔明净。就象一条发源于雪山的河流在崇山峻岭中一路奔泻最后归入海洋。　　

　　张爱玲也是那条奔泻的河流，最后归入海洋，她的心境。　　

　　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这是《金锁记》开篇里的一句话。是张爱玲达到顶峰的一篇小说。她就是隔着辛苦路不断地往回看的。在她的小说中唯一比较亮色的是《倾城之恋》，离了婚白流苏终于从无望、挣扎中走出来了，有了圆满的爱情和婚姻。这样的圆满也是因为战争因为香港的沦陷造成的。张爱玲在写这篇小说时不知是什么样的心境？正在恋爱吗？那时她可能也以为自己的爱情有着圆满的结局，全然不是那样。战争成全了白流苏，张爱玲的希望和梦想却在战争中破灭了。如果不是战争，张爱玲会做一个小说家吗？那时她在香港大学读书，《我看苏青》里她说，“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想到现在，近两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应当有数。”这是她自己的预言，好在她心中有数。还没有毕业，香港大学被战争的炮火化为灰烬，回到内地，无奈之下她写起了小说，成了小说家。战争毁灭了她的梦想，也成全了她做一个小说家，如果留学伦敦，她可能不会去写小说，因为她用不着以文字为生。那么，张爱玲走的可能又是另一条路了。她的命运，总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逃离不了一个大时代。以后预期着还有十年的美，十年的风头，二十年的荣华富贵，难道就此完了么？《花凋》里的川嫦这样想。张爱玲红透上海时可能也是那样想的，她没有看到自己已经达到了颠峰，已经走完了辉煌，以为一切都才开始，以为还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风头……她的那些好小说也是那时写下的，后来的《十八春》、《怨女》、《小艾》只是讲一个曲折好看的故事，很肤浅，我读不下去。去美国后，她也是怀着希望的，就像她小说里的那些主人公，一开始对爱情对生活都有着一线希望，川嫦是那样，七巧也是那样，最后都破灭了。她是个天才作家，是个有成就的作家，她不甘心。挣扎之后，张爱玲终于疲惫、厌倦、想透彻看明白了。她大彻大悟，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挣脱了名和利的羁束，终于自由了。长安在割断爱情时，她说她走得干净——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这何尝不是张爱玲自己呢？斩断爱情和婚姻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远走异国他乡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不再写小说也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的人生就是在这美丽、苍凉的手势中完成的。走得干净。
　　在苍凉路上回望，又不停地挥手。　　

　　她也以为还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一个和她心心相印的人在旅途上等着她。全然不是那样。后来她的心空就抹上了沧桑和苍凉，半夜突然醒来，那样的苍凉把她的灵魂罩得严严实实。醒着时她很平静，睡着后总是被惊醒，有时不为什么，有时是独自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她向别人打听，没有人告诉她该怎样走，焦急中，她就哭了，醒来还抑制不住悲痛。她总是重复这样的梦，总是半夜惊醒，惊醒后是挥之不去的苍凉。后来她明白那是岁月结下的霜花。是深入骨髓的伤痕。它们出其不意闯入睡梦打扰她的灵魂，让她有时不得安宁。她不再挣扎，疲惫、厌倦了，没有希望也没有失望，归于沉静——精神和灵魂的寂静。洁净。张爱玲后来也是那样的心境，没有什么悲与苦，哀与愁。她钻进《红楼梦》应该是不悲不喜，不忧不虑。生命不再喧哗灵魂不再骚动，归于宁静，淡然又超脱。
　　张爱玲的晚年是超脱的。　　

　　在我心中，张爱玲是一个最彻底最独立的女人，不管是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她人生历程上那些苍凉的手势也是彻底的，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不需要廉价的关心和同情。她不需要这些，甚至不需要友情慰藉她的孤独消解她的寂寞。生命最终是寂寞的，不管你怎样的风光和热闹。我看到了张爱玲内心的孤傲和强大，在美国喧嚣的都市过起隐居者的生活就是最好的证明。她遗世独立，像一株腊梅开放在荒山空谷，傲雪迎霜。独钓寒江雪！这是一种境界，没有几个凡夫俗子能上升到这样的境界。这种空山幽谷、独钓寒江雪的境界是要从地狱至炼狱最后才走进天堂。灵魂和精神的天堂。她一头扎进《红楼梦》，用十年的时间研究、评说，除了喜爱这部不朽巨著，我想最主要的是《红楼梦》契合了她的精神。她的家族就是《红楼梦》里的荣国府，日薄西山，由盛到衰。《红楼梦》应该是最能引起张爱玲共鸣的，她就是里面的一个成员，也许就是贾宝玉。她应该是曹雪芹的知音，最能理解他写作《红楼梦》时的心境。曹雪芹写作时在回望他的家族，张爱玲研究《红楼梦》也是在回望——苍凉路上的回望。纵观她的小说，她都是在一条苍凉路上回望，这是她的身世她的精神气质决定了的，是她写作的基调。“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她就是这样理解小说的。她喜爱那份苍凉，喜爱自己的孤独和隐居生活。当她每天夜晚在青灯下翻开《红楼梦》时，不知曹雪芹闻到了空山里的幽香没有？而我，隔着时空，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看见了一个遗世独立的女人在茫茫大地独钓寒江雪。　　

　　在结满霜花的尘世，在高搂大厦一块桃花源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张爱玲会不会推开玻璃窗遥望三十年前的月亮？　　

　　三十年前的月亮其实和现在还是一样，并不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润，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一个女人的容颜像花一样凋谢了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就害怕心灵的花朵凋谢，生命就此走到了尽头。再次从梦中惊醒，苍凉又袭上她的心头，她觉得很正常，这就是生命——成熟的生命，历经了不同风景的生命。挥挥手，她就把苍凉赶进了黑夜。她也喜爱上了自己的那份孤独和宁静，一个人行走在空山幽谷，心灵里洁白的小花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开越繁盛。那些开放在寒夜里的腊梅，难道不是张爱玲灵魂的花朵？　　

　　2005年8 月9日

小李飞刀成绝响——古龙纪念

作者：朴素

　　1985年9月21日，头大如斗的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离开了人世，生前好友倪匡如是说“人间无古龙，心中有古龙”。那个年代，我们的阅读信息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时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正大行其道，金庸的作品也才刚刚传进来，无论古龙了。后来我无意中读到楚留香系列，才知道还有一位如此才华横溢的武侠小说家——古龙先生。想见恨晚，从此开始收集他的作品，沉迷于古龙的武侠世界而不能自拔。　　

　　古龙早期的作品不脱传统武侠小说的风格，笔法与意境上均无甚可观，这与金庸早期的成熟作《书剑恩仇录》完全不能相比。1964年，古龙写出《浣花洗剑录》，树立了自己的新派武侠风格，刻画人性，阐释生命哲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下了《武林外史》、《绝代双骄》、《多情剑客无情剑》、《楚留香》、《陆小风传奇》、《欢乐英雄》、《流星蝴蝶剑》、《天涯明月刀》等传世之作。　　

　　古龙的才华在于中篇创作，他对长篇的把握力不从心。《绝代双骄》、《楚留香》、《陆小风传奇》都是中篇故事聚合在一起的，与金庸那种气势逼人的长篇相比，确实有很大的距离。金庸的长篇，越到后来气势越足，往往四册篇幅的小说，第三册末结构还在继续展开，可是到了第四册，峰回路转，一一收拾干净，结束有力。古龙的雄心是写一组“大武侠系列”，但往往在一部长篇之内就出现了结构上的缺陷，可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　　

　　古龙创作小说的原则是：求新求变，打破常规。对武侠小说的文体、情节、语言甚至意境，古龙都作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力图突破已有的小说格局，创造出新的天地。连金庸本人也承认古龙小说独创一格，构思奇妙。另一位武侠小说家倪匡则认为古龙是金庸以来最好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是武侠史上的宗师，类似于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而古龙犹如宋诗，虽整体不如，但另有唐诗所不及处。按台湾著名评论家胡正群先生的说法就是“古龙之前无新派。” 　　

　　对古龙的武侠创作实践，人们的评价有褒有贬。褒者认为，古龙小说创造了一个文化奇迹，古龙在武侠小说史上是一个开创时代的作家。贬者则认为，古龙小说行文随意，文风轻薄，缺少文化，破坏了汉语言规则，是一种创作上的“走人入魔”。然而无论是褒是贬，有识者都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古尤创作的武侠小说不同于前人之作，为后人提供了新的东西、新的资源，把武侠小说带到了另一个境界。　　

　　古龙的风格在武侠创作史上虽然独特，但考之文学史，可以看出他明显受到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影响。海明威是20 世纪欧美文学史上的大师，他的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纯粹用动作和形象表现情绪以及电报式对话、性格化的语言，构成了自己含蓄精练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古龙学海明威，并不是照搬西欧语言，而是“洋为中用”。他写的人物对话，简短有力，一针见血，创造了武侠小说中的“电报式文体”，一时仿者如云。　　

　　在古龙的武侠世界里，最令人难忘、令人动容的是朋友之间的情谊。楚留香与胡铁花、陆小凤与西门吹雪、李寻欢与阿飞，他们之间的友情可以让天底下所有热血男儿动容的。正如古龙借书中的人物所说的那样：“朋友贵在知心，只要他是真心与我相交，我又何必计较他用的是真名，还是假名。”古龙曾向往武侠小说应该写人类的情感和人性的冲突，他做到了这一点，对“友情”淋漓尽致的渲染和浪漫主义的激情构成了他的小说风格与特色。　　

　　对男性之间的友情渲染似乎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倾向，譬如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等，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推崇兄弟之情而贬斥男女之爱。相反西方的骑士小说更尊重女性，这与西方文化精神密切相关。周作人有一个观点，他说要鉴别一个人的水平，就要看他对佛学的态度和对女性的态度（大意）。从这个角度看古龙，古龙缺乏对女性应有的尊重。古龙小说纯粹是一个男性的世界，如果遇到女权主义者，古龙怕是无法自圆其说。　　

　　古龙的“新武侠”抛弃了传统的模式，也突破了金庸写作的模式，他是唯一在武侠创作上可以与金庸相提并论的大师级人物。在天马行空的自由写作中，古龙的小说表达了“人类的情感与人性的冲突”。尽管古龙雄心勃勃想要创作“大武侠系列“，但因为过度商业化的写作及自身才力及性情的局限，使得他未能在武侠创作上更上一层楼，与金庸相比，颇有不足之处，真是可惜。古龙去世后，台湾作家乔奇有挽联云：小李飞刀成绝响，人世不见楚留香。但读者心中的古龙小说却永远存在。　　

　　网络上的古龙没有像金庸那样流行，然也有一些忠实的粉丝写下了精彩的文字，让寂寞的古龙在星空里重新浪漫，在刀光里重新绚烂。正如一位网友就这样说道：“古龙还没有成为武侠夜空中的一缕阳光，他只是让人们感受到了阳光的存在，然而人们就已经惊恐起来了，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古龙撕开的那道裂缝一定会有人把它继续扩大，直至那轮太阳完全悬挂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如果人们安于黑夜，拒绝阳光，把那道口子从新封上，那将是武林乃至文学的莫大悲哀！”　　

　　古龙死于酒，死于浪漫。有人说：“酒是纵横江湖的侠客，茶是隐逸山林的高人。”这样说来，作为武侠小说家的古龙无酒不欢也是理所当然的了。酒是古龙创作武侠小说的催化剂，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好酒，大多一付醉态。也许，只有在醉眼朦胧之中，古龙才能写出那些满纸芬芳的武侠故事。网络上的古龙被大家涂抹成各种颜色，收集在一起，或许从中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古龙形象。　　

　　朴素修订于中大，有月无酒。

少年，少年

作者：西门佳公子 

　　少年的心里装着无穷无尽的稀奇事。像虫子一样爬满心头，使他感到痒痒的，既迷惑又兴奋。即使是奶奶，即使是母亲，身边朝夕相处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小脑瓜里整天在想些什么。有时候，少年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迷，身边的许多物事也像一个迷。比如，此刻少年眼中痴痴凝望的那座山峰也是一个迷。少年不知道那座横亘突兀的山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还有飘在蓝天上的朵朵白云，忽而飘散，忽而聚拢，它们到底在玩弄着什么样的把戏？在白云深处真的有奶奶所说的神仙吗？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就这样，很多时候，少年处在一种虚幻迷离的状态中，不知道来到这个世界该做些什么。可奶奶知道。奶奶正挥舞着镰刀，动作麻利干净利落地将面前的一片青草拦腰截断，然后握成一团放进背篓里。奶奶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发呆的小孙子，扬了扬手中闪着青草光芒的镰刀说，娃啊，赶紧割吧，割完后回去做饭，要不你妈会不高兴的。
　　少年知道奶奶很怕母亲，尤其是父亲去世以后。父亲是得肺病去世的。在那个风雨如晦的秋天里，体弱多病在病床上咳嗽不已的父亲在少年醒来的一个清晨停止了呼吸，刚走完生命的第36个年头。少年记忆中的那个秋天，阴雨绵绵，愁云惨雾，风声鹤唳，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凄惶的了。人们把父亲埋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山坡上，少年坐在家门口还是一眼就会望见那个小土堆。少年第一次目睹亲人的离去，第一次体会到了死亡的苦涩滋味。其初少年并不完全明了父亲的死的真正含义，他还不相信这个事实，他认为父亲不过是出了一趟远门，不久还会回来的，还会回到家来和他一起快乐地生活。
　　父亲的死夺去了母亲脸上的笑容。在孤寂的夜晚，少年睁着无眠的双眼，幽幽地盯着躺在对面床上的奶奶，奶奶也在黑暗中凝视着他。谁也不说一句话。少年还听到隔壁母亲房间里传来的哭泣，每一声抽泣都像斧子一样重重砍在少年心上。少年禁不住泪流满面，他把头深深埋在被窝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白天母亲总是阴着脸一声不吭。少年很怕她，奶奶也很怕她。母亲仿佛要把失去丈夫的痛苦通通发泄在奶奶身上似的，她不耐烦和奶奶说话，命她不停地做这做那，而奶奶总是默默忍受，从不出言顶撞。母亲很可怜，奶奶更可怜。他觉得母亲这样对待奶奶很不公平。可他不敢对母亲说什么，那会招来母亲的一顿训斥。两个同样可怜的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友好相处呢？少年感到非常纳闷。他试图化解两个女人之间的仇怨（他不明白两个人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大仇深），可无济于事。母亲对奶奶的态度依然没变。还在奶奶性格温和，她处处让着母亲。
　　奶奶每天的任务就是打猪草、喂猪、料理菜园，还有负责做饭。母亲负责挣钱养家。劳累一天回来后，母亲会因为奶奶做的饭菜不合口味而大发脾气，奶奶总像做了错事的小学生，垂着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少年很想顶撞母亲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不敢得罪母亲。少年觉得母亲有些蛮不讲理，可奶奶总是对少年说，你妈心里苦着呢，不要怪她。她没有离开这个家就很不错了。想想也是，要是母亲离开他们，找个人家嫁了。他们还能指望谁呢？
　　后来少年才明白，母亲没有重新嫁人的原因。她在父亲临终前答应过，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替他给老人养老送终。母亲一生谨守着这个诺言。但少年不明白，既然答应了父亲的请求，为什么对奶奶的态度如此粗暴呢？难道就不能好点吗？
　　少年一直分不清，在自己的心中，母亲和奶奶到底谁的分量重些。没有母亲，肯定就没有自己。母亲给了他生命。但奶奶也给了他生命。少年的一条命是奶奶从鬼门关上捡回来的。母亲生下他后，得了一场重病。没有奶水，少年饿的嗷嗷直叫。奶奶背着少年在村里走东串西，遇到生了孩子的媳妇，就央着人家喂她孙子一口。少年不记得曾吃过多少女人的奶水。少年奇迹般活了下来。懂事后，奶奶指着那些大娘大婶对少年说，记住，你一辈子都要记住她们的恩情。没有她们，你活不到今天。　　

　　少年脸色苍白，棱角分明，眼睛流露出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他手里捏着一把刚割下来的青草，若有所思地望着对面的一座杉树林发呆。林中幽深昏暗，如同一个不名底细的黑洞。
　　奶奶已经割了满满一背篓猪草，她费力地在上面按了一下，发现再也塞不进一点儿了，才收住镰刀，转身对少年说，走吧，回家去。说不定猪已经将猪槽拱翻了呢。少年跟在奶奶身后。奶奶背着沉重的猪草，佝偻的身子几乎与地面成了一条直线。那样子就像一只匍匐在地上的甲壳虫。太阳已经落到山的那边去了，四周肃穆宁静，显示出莫测高深的神秘。风把竹林中的竹叶吹得刷啦啦响。暮色中几只小麻雀在田埂上歇歇停停，一转眼又飞进林子里去了。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家里的猪用它长长的尖嘴撞击猪圈的声音。奶奶狠狠骂了声，瘟猪，慌啥子嘛，催命鬼似的。
　　一回到家里，奶奶便马不停蹄地切猪草，汗也顾不上擦一把。“咚咚咚咚……”，富有节奏的声音传出老远。猪们听了兴奋地用头撞着门板。少年很喜欢听这种声音，这是一个农家应该具有的声音，它让人感觉温暖塌实。多年后，奶奶切猪草的声音还会不时回响在少年的梦中，那么亲切耐人回味。
　　突然，少年惊叫了一声：奶奶，血！一股殷红的血从奶奶的指间汩汩冒出，滴在刚切碎的猪草上。奶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疼痛，她皱了一下眉，随手揉了一把蒿草敷在伤口上。少年想代替奶奶切一下。奶奶向他挥了挥手，你不会，还是我来。
　　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看到家里冷锅冷灶的。马上不高兴了。劈头盖脸向奶奶骂去。奶奶抚着受伤的手指说，马上就去做饭。少年知道母亲心中的怒火一旦燃烧起来，就不会很快熄灭，非将它遇到的东西烧成灰烬不可。那天晚上少年没有吃饭就去睡了，他不想看到母亲暴跳如雷的样子，也不忍心看奶奶无辜可怜的样子。睡到半夜，少年被窗外的雨声惊醒，泪水已将胸前的那方被单打湿了。他任凭泪水无声地流着。奶奶鼾声均匀，像是什么也没发生。风在屋后的林间跳来荡去，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偶儿传来竹枝断裂的声音，在遥远的夜空中格外刺耳。
　　一连好几天，少年不和母亲说一句话。母亲数落他，狗东西，我辛辛苦苦寻钱供养你，你却向着那个老不死的。少年最讨厌母亲咒奶奶死，从此和母亲的隔阂便产生了。少年觉得奶奶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任何人都不可以无端地伤害她，包括自己的母亲。少年内心对母亲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他不是不爱母亲，但只要一看到母亲对奶奶蛮不讲理的态度，就感到万分悲哀，有时甚至是愤怒。他把自己的看法深深隐藏起来。他知道即使表现出来也不能改变母亲的态度。母亲是一个很固执的女人。她对奶奶仿佛怀有宿世的仇恨。她跌落在命运的深渊里，这一切好像都是奶奶一手造成的，谁叫她养了个短命的儿子。少年从母亲的眼神中看出一只只射向奶奶的愤怒之剑，但无法替奶奶阻挡。他只能用无声的反抗来向母亲示威。母亲也发现了儿子对她的不满，但她一心沉浸在自己的悲哀里，丝毫也不理睬儿子的感受。在少年一天天奔向成人的路上，母亲与奶奶的关系如同秋后的的天气，一天天变糟。少年心中徒唤奈何 。
　　少年在村里的小学念书，学校就在他家对面的一个山坡上。少年站在操场上能清楚地看见奶奶在采地里弯腰劳动的声影，她很少抬起头来，一连几小时专注于眼前的庄稼，周围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少年上学的时候，他不希望母亲六在家里，两个孤独而又彼此仇恨的女人单独相处还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乱子。少年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有一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恰好看到她们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正在互相谩骂。母亲的话越来越难听，奶奶偶尔还还击几句，可根本不是对手。奶奶节节败退，终至于鸦口无言。母亲依然得理不饶人，越骂越起劲。少年把脸憋的通红，冲她们大吼了一声，吵什么吵，烦死人了！说完把书包往地上一扔，一溜烟跑了出去。身后有几个女人在小声地议论着他的家事，少年把耳朵紧紧捂住，一句也不想听进去。
　　少年在小学的课本上读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卖火柴的小女孩》。听老师讲解的时候，少年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少年边看老师边幽幽地想：世界上不光有如此可怜的小女孩，还有非常可怜的老人。比如奶奶。少年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走出这个鬼地方，将奶奶接进城里，让她享几天清福。有一天少年将内心的想法告诉奶奶，她听后咧开缺了门牙的嘴巴开心地笑了：我才不去呢！城里那么大，要走迷路的。少年用从课本上学来的语言，煽情地向奶奶描绘城里的富足和美丽，试图打动奶奶的心。奶奶还是摇了摇头，我不去，只要你能去就行了，我怕拖累你。
　　奶奶的一生从来没有走出村子范围。她是一个外地逃难来的女人。和爷爷结婚后，甚至很少有机会到山下十几里的场镇去。奶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她也不需要了解，那是一个与她无关的世界。她惟一关心的只是死后的问题。她不知听谁说过，如果在生的时候多积德，死后就会升入天堂——可是，到底有没有天堂？她经常这样满怀希望问别人。人家不忍心拒绝她，连声说，有的，有的。奶奶就笑了，就像真的见到了天堂。她的棺材早就备好了，在她只有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备好了，是和爷爷的棺材一齐打的。那口用来盛放爷爷的棺木在少年出身不到10后就派上了用场，只剩小奶奶的那口孤零零地摆在堂屋旁边，上面用破棉絮遮的严严实实。少年惧怕那种黑漆漆的颜色，更怕有一天会装走奶奶温热的身体，像曾经装走爷爷和父亲的身体一样。奶奶把那口棺材看得比命还重，她说那是她下一辈子的安乐窝，她总是每年定期掀开棉絮看看有没有掉漆。可是有一天，奶奶竟兴冲冲地对少年说，她再也不需要那个东西了。少年一脸的疑惑。奶奶说，主会引领我的灵魂上升，他到时会来接我去天堂的。奶奶喃喃自语道，到时我就像一阵风一样不见了，什么也不会留下。
　　奶奶是什么时候迷上基督的，少年一点儿也不知晓。每吃饭和睡觉前，奶奶都要闭上眼睛，作一番祷告。双手在胸前划一个十字，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具体说些什么，少年一句也没听明白。隔三差五到另外几个村庄聚会，好长一段时候成了奶奶雷也打不动的功课，其心之诚，难以撼动。少年担心奶奶年老体衰，在路上跌倒无人知道。劝她不要去。奶奶满脸严肃地对少年说。你莫乱说，主会怪罪的，主在看着我呢。主在考验我的耐心和诚意。她甚至在胸前划起十字，为孙子的无知而向上帝祷告
　　奶奶出事是早晚的事，少年隐约的担心不幸变为现实。少年隐约的担心不幸变为现实。那一天和往常没有任何区别。太阳很早就从东山背后冒了出来，懒洋洋地照在整个山村。几只芦花鸡在村口的大黄角树下啄食，间或喔喔喔叫上几声。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两声虚张声势的狗吠。村庄很静，仿佛还没有从昨夜的疲惫中苏醒过来。阳光照耀下的一切让人感到簇新透亮，像春天一片带着露珠的叶子。这家人没有睡懒觉的习惯，妈妈拿着把弯刀上山薅黄莲去了，少年提着书包上学去了。奶奶给两头大肥猪喂了最后一桶猪食，拍了拍围裙上的糠皮屑，然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也出门去了。少年是后来才知道奶奶在临走之前是经过一番精心打扮的。她从箱子里拿出那件平日舍不得穿的新衣服穿在身上，那是前年她80大寿时，姑姑特意为她缝制的。后来人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箱子里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寿衣放在最上层显著的位置，上面还压着一双做工精美的布鞋。莫非奶奶真的从心里听到了来自上帝的呼唤？
　　发现奶奶的死是第二天以后的事了。
　　那天到了傍晚时分，奶奶还不见踪影。家里的两头猪饿得心慌，差点儿将猪槽拱翻了。母亲回来后照例发了一通火，就再也没有顾问奶奶的下落了。少年心里想奶奶也许是到姑姑家去了，或是到亲戚家串门去了。少年一晚上没有睡好，他望着那张空荡荡的床发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就有人来敲门，说是在去往莲花村路上的一口水田里，发现了奶奶的尸体。那人认识奶奶，好心赶来报信。少年大叫一声，汲着鞋就冲出了家门。
　　少年赶到出事地点时，旁边已经围了一大群人。奶奶躺在一块烂田里。她的身体保持着侧卧的姿势，边边脸埋在淤泥里。一只手深陷进去，另一只手拖在身后像要抓住什么东西。看得出奶奶从田埂上摔下去的时候，曾作过一番苦苦挣扎，她的身后留下一道深浅不一爬过的痕迹。可越使劲想站起来就陷得越深，最后那些淤泥堵住了她的嘴巴。奶奶是被活活闭死的！少年奋不顾身跳进田里，把奶奶的头从泥土中拔出来。奶奶的眼睛已经闭上，脸上残留着一丝神秘而略带嘲讽的表情，少年不知道它的含义，那已经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秘密。
　　村里的男人们用简易的担架把奶奶抬回来放在家门口。少年从井里舀来一大盆清水，流着眼泪，用毛巾一遍遍地擦拭着奶奶身上的淤泥，他要让奶奶在另一个世界活得体体面面干干净净。
　　少年凝视着奶奶干瘪的身体，没有害羞，只有吃惊和悲哀。残酷的时间榨干了奶奶身上所有的水分，它变得如此破败和丑陋，而若干年前它一样有过饱满和新鲜。少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一幕仿佛看到了时间背后隐藏的秘密。它极大地破坏了奶奶在少年心中圣洁的完美的形象，犹如推开一道富丽堂皇的大门，突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废墟。少年的心头涌起无以名状的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万千个污秽的意象，像一群黑压压的乌鸦在少年脑海里扑扑乱飞飞。多年以后，少年终于见到了年轻女人的身体，新鲜甜美如同饱含汁液的葡萄。在最为奔放的瞬间，嗡的一声，少年记忆中的乌鸦从头顶飞过，像烟花一样撒满天空。　　

《读者》：遍布天下的秘籍?

原文地址：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6&idArticle=54196&flag=1
作者：西藏海盗
 　　

　一   3个关键词
　　1为心灵建造的牧场？
　　在旅德摄影家王小慧的那本《我的视觉日记：旅德十五年》里我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看到讲她在遇到：心灵的牧场“这样一个比喻时是多么的欢喜 与激动，对着这么一个比喻她在文字里絮絮叨叨赞赏不已的把玩了半天，我是很有些惊讶的。相信很多中国人也会感到惊讶。因为这样的关于人生关于心灵的比喻在 中国已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翻翻〈读者〉2006年春季卷即1-6期（本文以这6期作为研究对象），我们不用丝毫的努力就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文章题目：
　　点一盏感恩的灯 收藏幸福 一磅亲情 爱的宽恕期和保质期 永不受伤的飞翔
　　感恩的爱着 半截牙签的温暖 出却心灵的伤疤 希望是减法 一面墙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感恩的心 （大家注意光是感恩就重复出现了3次）
　　不知道当这些题目汇集到一起出现在您的 眼前，您是什么感觉？是不是会直觉的感觉到一种人造的痕迹，甚至感觉到做作与虚假呢？”收藏XX XX的灯 XXX是加法“从这些并 不十分高明的造句中我们其实很容易看出文章作者那明显的主观牵强制造的用心和背后那种模式化的思维和写作方式。
　　《读者》现在被称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可惜这种”心灵的养料“不是天然而是人工制造的”。相信有些眼光的人一定不会为中国人这种在心灵 上大肆人工的修建“牧场”的行为感到高兴，因为这未必就是真正 的关注心灵，相反，能够为”心灵的牧场“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而感动不已的德国人似乎才拥有真正的”心灵的牧场“。可以想见，对比中国，德国的人文环境或许 更有一种清澈和干净的美好。 　　

　2泛心灵主义=伪心灵主义
　　我不否认每个人第一次读到〈读者〉时的激动和感动，我 也不否认那些贫困的山区学生在读到这样的杂志后可能带给他们的震撼与希望，我甚至相信一个街头少年在遇到这本杂志后人生轨迹因而改变这样美妙的故事。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关于人生，心灵，爱与奋斗的故事已经过于泛滥达到了灾难的地步，这种泛难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杂志内容上的泛难。随便翻开一本〈读者〉，这一页和那一页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里面的故事千变万化，但主题无非是那么几点。
　　2，时间上的泛滥。事实上当你购买当期的〈读者〉和购买以往任何一期的〈读者〉没有什么区别。
　　3，发行量上的泛难。〈读者〉如此大的发行量的意义和效益值得怀疑。
　　韩寒在〈眼中刘庸〉这篇文章中写到：一个作者诸如”生命感悟“这样的文章如果一年出一篇，那篇绝对必然肯定是好作品，但是如果隔三差五有什么感悟出来---吃个饭噎住了感受出一个生命哲理，放个屁出声了又感受出个生命哲理，那么这个作家就毁了。”
　　这个判断也非常的适用于〈读者〉。
　　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老先生，和一 个满口清正廉明的官员一样 ，其真实性和真诚度已经值得怀疑。很可能这种仁义道德只是一种惯常的话语方式，并无诚意，也就无从去实施了。
　　一方面，因为其话题的宏大和特殊，没有任何的阻力来质疑和改变这种空口的话语方式。因为任何的质疑都会被整个社会扣上“反道德”诸如此类的罪名。
　　另一方面，他在实践中的成功使得这种话语方式存活下来，并自我巩固形成一种惯性使之得以继续发展下去。
　　然而面对〈读者〉这样道貌岸然的“道德说教先生”，需要的正是“反道德”的混小子。
　　高喊着“上帝死了”的尼采当年便是这样的一位“反道德”的人物。因为当时打着“怜悯、同情、仁慈、宽恕”等等这些“道德”旗帜的基督教实际上 已经伦为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和剥削压迫的工具，它达到的效果正好和它最初的本意相反。而高喊着“根本没有什么道德行为”的尼采举的是“反道德”的旗帜，行 的却是“道德主义”的实。
　　今天，满口“道德”“心灵”的〈读者〉虽然没有象曾经的基督教那样的贻害世界，但终究是一种无所作为，一种形式主义，一种资源浪费，一种不合理的存在。

　　3 遍布天下的秘籍
　　在一篇类似余华早期风格的小说〈遍布天下的秘籍〉里我读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江湖中有一本人人称颂的武林秘籍。它被人们称做江湖中第一的“至 尊秘籍”。虽然它遍布天下，江湖中人人都在研习它，讨论它，但是它的地位并不因此就降低。有一个一心想学武的少年隐居山中数十年悉心的研习掌握之后下山 了。可是它发现自己连一个手无寸铁的八岁孩童都打 不过。他大为惊讶，百思不解。在数年的江湖游荡生涯中他发现自己成了天底下最没有用的侠客。最后一个年迈的智者告诉了它真相，原来这本人人称颂的“至尊秘 籍”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去学习去掌握它。在知晓真相的夜晚，少年侠客便死去了。

　　我想，用这个故事来形容〈读者〉再恰当不过。〈读者〉便正是这样的一本“秘籍”。
　　记得余华 在谈论他的〈兄弟〉上布曾经说到：“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 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甚至 他好象还说了文革是灭绝人性的时代，而当代是人性泛滥的时代的话。可以看见，文革中没有〈读者〉，是没有道德的社会，而当代有了〈读者〉，表面上是在讲道 德，其实际上还是没有道德。〈读者〉的存在与作用就真的是象一本“遍布天下的秘籍”。人人在读，却又人人没有读。 　　

二 模式化的写作
　　前面 已经说到 〈读者〉在三个方面大肆泛滥。其背后的原因是其模式化的写作方式。〈读者〉的文章说来说去就只是那么简单的几类，而要具体的分析起来，更是可以看出〈读者〉在高举XX旗帜后面那种简单的主观不管真相的思维模式。
 
　　我认为〈读者〉里面的文贻害读者的主要是这样的几类：性情宣扬，道德劝戒，奋斗故事，人生哲理智慧。
　　第一类：性情宣扬。主要是指〈读者〉里写人的文章。看看〈读者〉春季卷《人物》栏目里的文章吧：《熊十力的牛脾气》《是真名士自风流》《忽然 想起苏曼殊》〈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表面上看这些文章很有味道的，很能满足某些人对于这些民国人物的好奇，满足某些文化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 感慨。但归根结底这些文章的本质无非四个字：性情宣扬。这些人无非是名士，或狂士，或隐士，诸如此类。这正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写人类的文章逃不出的桎窟与 俗气，那便是“只顾性情，不关智慧”！这种简单可笑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后果便是让读者以为：一颗红心，一股冲劲，就可以把事情办成，就可以改变世界。这也是 那些不关世界真相的写作者的天真以为。在〈辛德勒的名单〉里让人感到真实的一点便是辛德勒为了拯救更多的犹太人对德军官员的贿赂。而中国人文人喜好是那些 很有些真性情真个性的人但从没想过这个人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改变，对于真正办了实事却默默无闻也没有什么逸闻典故的人物是他们是不会关注的。陈丹青教授 从清华辞职，这当然很好，是真性情，也惊醒人们看到教育体制里的弊病。某些人大概又要写文歌颂这种真性情的行为了。可惜要去真正的改变这制度里不合理的东 西，还有很远的路要走，需要很多人做很多切实的努力。甚至在这过程中还需要很多的智慧。并不是一阵“真性情”就可以改变的了的。可惜〈读者〉里的这些文章 只会大肆的感叹当今这世界没有名士没有狂徒，请看这几篇文章的结尾吧：

　　1在当下这样的年代，环顾四周，还有那清纯如曼殊那样的人吗？如果有，我们还能理解他们吗？
　　2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无处寻觅，正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3这样牛的学人，现在还有吗？ 　　

　　第二类：奋斗故事。这是〈读者〉的主打节目了。喜欢看〈读者〉的朋友应该都熟悉了这样的故事，一个人，或者很落魄，或者很颓废，但是在遭遇了 某个人，经历了某件事，聆听了某段话后，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并最终获得了成功。例如2006.1P49〈一面墙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我将这种模式形容为 “结点模式”。结点是函数里的概念。意味着函数单调性也就是函数图象走向的变化。可惜〈读者〉连简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也没有分清楚。〈读者〉大肆的宣 扬这类故事，似乎是依靠这些“遭遇”就改变了人生，带来了成功。可惜那些“遭遇”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遇到这些“遭遇”之 后，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否则，一个条件缺乏，都可能导致达不到成功的结果。而〈读者〉却天真的把这些“遭遇”神化，当成了上帝，当成了充分条件。如果 把成功比做一次出征的话，那么〈读者〉的作用只能是一次政治委员的誓师大会，当然能鼓舞士气，但天天这样也没必要，而对于具体路途上可能的困难〈读者〉是 一概不顾的。
 
　　第三，四类：道德劝戒，人生哲理。这两类文章的特色是篇幅短小，一般只占半个页面。其模式是“故事，数据，实验++推论（道德劝戒，人生哲 理）”。文章的前半部分，一般是找的故事，调查数据，实验结果，很多是来自国外的。最后得出个结论。首先，这类推理模式的正当性值得怀疑，就象一 个社会调查报告需要很多的数据和案例，这种一个故事或实验得出一个结论的方法值得怀疑。另外，科学的研究（在〈读者〉中主要是社会学等等）似乎更应当又科 学的研究人员去完成，现在普通的作者都可以拿来发一通自己的见解，是不是太草率。比如实验里有很多是拿老鼠，跳蚤等作为实验材料的，但〈读者〉的作者写文 章的时候却是直接拿来与人类比。其次，这类推理有很多的主观因素，不仔细看还好，仔细看的人会发觉前面的条件和后面的推论往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存在“前 言不达后语”的毛病。一方面是因为其写作者的非专业背景，另一方面，因为这类文章的主旨实际是预先设定好了的，那就是要符合〈读者〉一贯的主题。作者只能 是牵强附会的去“感性推理”，而不是理性推理，逻辑推理。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读者〉里有个叫刘燕敏的人总是写这样的文章，真让人怀疑她是不整天坐在电脑 前四处收集着这样的故事和实验，然后挤奶般的弄出个什么感悟哲理 出来。
 
　　这样的文章，看习惯的人会很喜欢。可惜它终究是低级的。喜欢它的人只是没有看到更好的文章。就好比欧亨利的小说，当然那种“巧合”也算是艺术 可以为某些人喜欢，但是比起海明威福克纳的作品来就显得低了。可以说，〈读者〉里面所有篇幅没有超过一面的文章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聊片刻无用的感动感悟 而已。
　　综上所述，可以说〈读者〉里的文章是一种充斥了主观与简化的写作。是一种拒绝思考，拒绝真相，没有智慧，只 有感动的写作。 　　

三 “读者人”
　　如果把〈读者〉比做一列火车，其质量是它的动力，其声誉是它的惯性的话。那么今天的〈读者〉这列火车已经没有了动力，只是依靠着惯性的奔跑着而已。
　　不可否认，在〈读者〉创刊的初期的80年代，它所倡导的“人文关怀”对于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起到的心灵的抚慰作用是不容质疑，也是不容抹杀的。
　　在〈读者〉创刊人之一的胡亚权的一篇〈我与读者〉的回忆文章中写到：“谁不知道，〈〈读者〉〉25年，年年月月唱着”同一首歌“。这首歌的名 字叫〈让世界充满爱〉。然而正是这句充满自豪的话让我们得以窥见读者的秘密与缺陷。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见到〈〈读者〉〉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在 20多年里是多么轻松的按着一个标准不动脑筋的筛选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同时，巨大的销量和声誉上的成功让他们忘记或者说容许了自己 的僵化，忘记了创新，也忘记了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找到近年来〈〈读者〉〉文章的来源的秘密。正因为〈读者〉众所周知的一成不变的办刊方针，

　　开始，它只是在浩瀚的刊物海洋中寻找散发着“爱与感动”的文字，这类文章多是自然生成，真情流露。但后来，一部分人在熟愠〈读者〉的风格后，开始 人为的虚假的制造所谓“爱与感动”的文字。或者说，〈读者〉催生了这种大肆宣扬“爱，感恩，感动，心灵”的文坛风气。让这类人有了生存土壤。
　　这类专门靠写这类文字为生的人，不妨称之为“读者人”。马德，张丽钧，罗西，刘燕敏，等等这些名字相信爱看〈读者〉的朋友不会陌生吧。当然，“读者人” 还应该包括那些沉湎于该杂志，满口满脑“人生哲理心灵感动”的人。

　　翻开〈读者〉2006第6P43面，有一篇罗西的〈风落之果〉。咋一看题目，是多么诗意的一个名字。可惜当你仔细看完全文，聪明点的人会看出这个故事虚假无比，做作无比。完全是作者为了达到所谓的道德说教而制造出来的故事。
　　2006.4.P19有一篇〈点一盏感恩的灯〉有这样一段：
　　我的一个同事住一楼，有一天夏天的一个晚上，同事回家后发现阳台上的灯亮着，他以为是妻子用后忘记关了。就进去把灯关掉，但被妻子拦住了。他 很奇怪，他的妻子就指着窗外让他看。他看到窗外的路边，有一辆装满垃圾的三轮车，车上坐着一对拾垃圾的夫妇，他们正呆在自己家阳台投射的温暖灯光中，边笑 边开心的吃着东西。看着灯光中的那对夫妇，楼里的同事与妻子相视一笑，悄悄退出了阳台。

　　看，这就是“读者人”所谓的“爱与感动”多么廉价多么好笑。相比央视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里面的故事，这样的关爱简直是不值得一提。而“读者人”们日日夜夜 津津乐道的便是这样的故事。同样一篇马德的〈永不受伤的飞翔〉（2006。4P28）可见这种可怜的自以为是的“爱”。这些人真的就是如井底之蛙不知道世界之大吗？否！
　　只不过他们要靠写这样的文章混饭吃，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带来的种种声誉。只是这样吃个饭放个屁都能制造出来的大量感动，一尝就可以知道掺了很多水分的。
　　〈读者〉上的文章里还经常出现“乞丐”这个字眼，可惜那些关于乞丐的故事往往温暖的很，诗意的很，也就可笑的很。“乞丐”这个词语在〈读者〉里也就往往散发出美好的味道。真正的乞丐是什么样的“读者人”是无法体会的，“乞丐”只不过是他们的道具而已。
　　相比80年代，〈读者〉的主旨一直没有变，但是同样是感动，今天的感动已经太过低级。同样是关怀，今天〈读者〉的关怀已经太过廉价。同样是讲 故事，今天〈读者〉的故事已经太过虚假。其归根结底就是“读者人”们“目的先行”的主观制造。不是生活让他们感动感悟，而是他们在生活中牵强附会的找感动 感悟，编感动感悟。 　　

　　“读者人”这种不顾真实只有主观与简化的文字，在真实面前肯定是不堪一击。或许〈读者〉里讲到的一个故事正好可以形容他们在真实面前的处境。 “波恩的两名动物权益保护者正在抗议把猪送到屠宰场的残忍行经时，2000头受惊的猪突然从破篱笆中跑出，踩死了这两名倒霉的保护者。”
　　或许，这些“读者人”早已经熟悉人生的真相，只是喜欢制造些这样些迎合某些道德卫士喜好的文章，欺骗的正是那些天真无邪的离进入社会还早的学生。（学生是〈读者〉最大的读者群）

破冰游戏的注意事项

　　"破冰"之意，是打破人际交往间怀疑、猜忌、疏远的篱樊，就象打破严冬厚厚的冰层。这个"破冰"游戏帮助人们放松并变得乐于交往和相互学习。以下是此游戏的几个玩法方面：

低风险的破冰游戏例子包括
· 让人们自我介绍。
· 两人一组组成一对，要求每一拍档介绍同组另一拍档的名字、工作等情况。
· 让人们介绍各自不同的培训经历。
· 将所有参与者的从商年数相加，指出相互学习的重要性。

更富挑战性、耗时的破冰游戏包括
· 显示团队合作的价值
· 参加者根据所给的特殊声明书中所列清单扮演拾荒者。他们将与同班的学员在这场比赛中竞争，为鼓励互相认识，对那个最先完成任务的人给予奖励。

注意！不是所有的破冰游戏都会起作用。有一些甚至会出现反弹，给你随后的培训造成阴影。为避免此种结果，考虑以下方面：
　　· 调整长度以适合个案。一个2至5天的培训可教复杂的破冰游戏，一个几分钟的快速练习则适合一天以内的课程。
　　· 了解你的听众，并不是所有的成年人都愿意一开始在教室做一些他们觉得有点琐碎的小事。一般而言，地位越高的人越不愿冒险做可能使他们看上去愚蠢的游戏。
　　· 人们的穿着打扮可能给你一个暗示，帮助你判断一开始究竟有多少学员愿意冒险尝试。你应根据他们的穿着打扮来选择游戏的开放性。
　　· 已经互相认识的人会发现这类练习没什么意思。来自不同公司的人组成的学员往往会感觉破冰游戏有助于相互了解。
　　· 在企业内部举办的培训应选择较少冒险的破冰游戏。
　　实践中我们已发现，从破冰游戏中学到的如何处理"软件"（例如避免磨擦和人际交流）所获得的好处远大于学习电脑软件，而且，经常与他人合作的学员比那些只与少数人合作的人更愿意参加特殊的练习。

破冰游戏介绍

目标：以较热烈的活动使学员彼此热络
规则：
1、学员双手搭在左右伙伴的肩膀，围成一圈
2、在训练员的口令下往前踏步
3、计算共能走动几步
注意事项：
1、注意肩部的压迫，压力过大时应出声停止再向前
2、避免朝某一方向跌到。

猜猜我是谁
目标：使初步认识的队员再次彼此认识
道具：不透明的幕布一条
规则：
1、 参加的人员分成两边
2、 依序说出每人的姓名或希望别人如何称呼自己
3、 训练员与助理训练员手拿布幕隔开两边成员，分组蹲下
4、 第一阶段两边成员各派一位代表至幕布前，隔着幕布面对面蹲下，训练员喊一，二，三，然后放下幕布，两位成员以先说出对面成员姓名或绰号者为胜，胜者可将对面成员俘虏至本组。
5、 第二阶段两边成员各派一位代表至幕布前背对背蹲下，训练员喊一、二、三，然后放下幕布，两位成员靠组内成员提示（不可说出姓名、绰号），以先说出对面成员之姓名或绰号者为胜，胜者可将对面成员俘虏至本分组。
6、 活动进行至其中一组人数少于三人即可停止。
引导讨论：
1、 各位如果继续玩下去谁会赢？那谁会输了？
2、 我们所设计的这个游戏是no loser\no winner
3、 那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双赢的概念
注意事项：
1、 选择的幕布必须不透明，以免预先看出伙伴而失去公平性及趣味性。
2、 成员蹲在幕布前，避免踩在幕布上，以免操作幕布时跌到。
3、 训练员应制止站立或至侧边偷窥的情况发生。
4、 组员不可离训练员太近，以免操作幕布时产生撞击。
5、 组员叫出名字时间差距短，训练员须注意公平性。
6、 本活动不适用于不熟悉的团队。
变化：
1、 可增加幕布前代表人数；
2、 可让组员背部贴紧幕布，另一分组凭其轮廓猜出其姓名或绰号。
3、 可在排球场进行，以海滩球互相投掷时，需要叫出对方队友姓名或绰号，全部叫完前不可重复。

分组游戏
1、寻找对象：
第一步：学员围成一个圆圈——组织者说LOOK　UP、LOOK　DOWN、LOCK——学员看上、看下，然后用目光锁定对面的一位同学，当两人的目光相对时，则拍手、出场交谈——交谈3分钟——没对上的继续。
第二步：学员分列两行，结对的伙伴面对面站立——各自后退5米——蒙上眼罩——发出声音，寻到对象（不可用学员名字、公司名称）
2、左、中、右
组织者问以下问题：
早上起床时，是从左边下床？右边下床？
——从左边下床的站左边，从右边下床的站右边，记不清的站中间
早上穿鞋时，先穿左边的鞋？先穿右边的鞋？
——先穿左脚的站左边，先穿右脚的站右边，记不清的站中间
以此种办法将学员分成三大组。
3、谁是勇士？
如果依上法分成的三组人数悬殊过大，则继续分组，按以下办法：
请大家自由组合，寻找另外两位与自己相象的伙伴，分成三人一组。
然后提问：
1、 谁愿意第一个站起来？
2、 谁愿意第二个站起来？
由此，将学员分成三批。

大树与松鼠
适合人数：10人以上
材料及场地：无
适用对象：所有学员
时间：5-10分钟
操作程序
1、事先分组，三人一组。二人扮大树，面对对方，伸出双手搭成一个圆圈；一人扮松鼠，并站在圆圈中间；培训师或其它没成对的学员担任临时人员。
2、培训师喊“松鼠”，大树不动，扮演“松鼠”的人就必须离开原来的大树，重新选择其他的大树；培训师或临时人员就临时扮演松鼠并插到大树当中，落单的人应表演节目。
3、培训师喊“大树”，松鼠不动，扮演“大树”的人就必须离开原先的同伴重新组合成一对大树，并圈住松鼠，培训师或临时人员就应临时扮演大树，落单的人应表演节目。
4、培训师喊“地震”，扮演大树和松鼠的人全部打散并重新组合，扮演大树的人也可扮演松鼠，松鼠也可扮演大树，培训师或插其他没成对的人亦插入队伍当中，落单的人表演节目。

串名字游戏
游戏方法：
小组成员围成一圈，任意提名一位学员自我介绍单位、姓名，第二名学员轮流介绍，但是要说：我是***后面的***，第三名学员说：我是***后面的***的后面的***，依次下去……，最后介绍的一名学员要将前面所有学员的名字、单位复述一遍。
分析：活跃气氛，打破僵局，加速学员之间的了解。

红黄牌
时间：5分钟
道具：红牌、黄牌
游戏操作：
两人并排站立
听意思举牌
——————————————————————————————————
老蔡说：举起红牌 —————————— 举起红牌
老蔡说：放下黄牌 —————————— 放下红牌
老蔡说：不要放下黄牌 ———————— 举起黄牌
放下红牌 ——————————————放下红牌
老蔡说：不要不放下红牌 —————— 放下红牌
老蔡说：不要不举起黄牌 —————— 举起黄牌
我喊一声后就举起红牌 ———————— 不举牌
老蔡说：举起黄牌 ————————— 举起黄牌
老蔡说：千万不要不举起黄牌 ————— 举起黄牌
老蔡说：不要放下红牌 ———————— 举起红牌
老蔡说：不要不放下黄牌 ——————— 放下黄牌
千万不要不举起红牌 ———————— 举起红牌
老蔡说：举起双手、原地跳一下、放下黄牌 — 放下黄牌、举起红牌
老蔡说：放下红牌 —————————— 放下红牌
老蔡说：不要放下黄牌 —————————— 举起黄牌
千万不要不举起黄牌 —————————— 举起黄牌
老蔡说：不要不举起黄牌 —————————— 举起黄牌

优点与缺点
所需时间：30-45分钟，由团队人数及培训者安排
小组人数：无限制
所需物品："优点与缺点"表格，每人一支钢笔
游戏概述：
此游戏用于要求每个参与者在无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写出其他人的优点及缺点。特别适用于同一组或一同工作的，或者团队中互相了解的成员。
目的：
1、 令每个参与者在无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对其他人的优点与缺点进行评点。
2、 让每个参与者之间相互反馈自己在成员眼中的优点与缺点。
步骤：
1、 令每个参与者都知道他们将有机会对团队里的每一个人的优点与缺点进行反馈，也就是说，你喜欢或不喜欢某人的哪一方面。
2、 告知每个人这是一项保密的活动，没有人被告知是谁写的他的优点与缺点的内容。
3、 给每个人一张"优点与缺点"并告诉他们每人为其他人至少写出一条喜欢或不喜欢。
4、 收集每张答卷，混合一起并对每个人念出写给他们的意见， ，你首先要从自己的名字念起。
讨论题目：
1、 所有的意见都正确吗？
2、 有没有互相矛盾的意见？
3、 现在是否有人不愿意别人和自己同在一组？

四分之一感觉
1、大家在进入会场时，领到了一张卡片，但只是四分之一张卡片，进入会场后，需要去寻找其他三位会员手中的卡片，将其拼合成一副完整的图片。
2、大家要积极地寻找陌生人，询问、展示、合作，最终才能达成“联盟”，只有找到其他的三位朋友，才可以找一个位置坐下来。
3、把组合成的图片放置到桌面前方。并要迅速熟悉本小组成员。

我们是一家
游戏程序：
1．将全部人员分为几组，分别为A1，A2，B1，B2，C1，C2。每组3-4位成员。
2．先在组内进行学员间的自我介绍，要求是姓名、工作单位、职位和爱好等。然后推举一位小组成员代表小组进行介绍。要求将组内每一位学员的情况介绍完整，还可加上自己的评价。（大家可以提问）
3．当A1小组介绍完，B1、C1小组代表要对A1小组的发言做一句话的评价。（只可以是正面的：如A1小组成员都很年轻，非常有朝气；或者A1小组成员看来经验很丰富；或者A1小组成员都是女孩子，都很漂亮。）当A2小组介绍完，B2、C2小组代表要对A2小组的发言做一句话的评价。以此类推，直到所有小组介绍完毕。
4．每组介绍自己的代表和发表评价的代表不能是同一个人！
4．每组时间不超过2分钟。
相关讨论：
1．你是否容易记住别人？用什么方法？
2．自我介绍和介绍别人，哪一种方法更容易令你印象深刻？
3．你是否善于赞扬别人？
4．你是否善于寻找其他成员的共同点？

扑克分组
企业的成功运作往往是发现最优绩效组合的过程，是否能在纷繁复杂的内部运营中理清思路，发现个人及各个部门相互配合的最佳方案，往往关系到一个企业的成败。
目标：培养在乱局中出头的主动性与矛盾本质的洞悉力，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弊相较取其轻；实现组织内部的信息共享，培养个人的团队及顾全大局的精神。
时间：30-40分钟（视探讨的深度需要而定）
对象：最宜于在24-36人范围内的管理类培训课程开始时使用。
教具：对开白纸1张（事先就固定在白板或教室墙上），双面胶1卷（事先就裁成40公分左右、每组一条，由上而下间隔地粘贴在白纸上），普通扑克1副（抽去大小"司令"，一共为52张），红色白板笔1支
过程：
1﹑在3分钟之内，每人将自己摸到的一张扑克牌去与另外的4张（或5张或6张）牌组合成一副牌组（这就是你们未来的学习团队了），要力争最快地组成优胜牌组--
1）．凡是按照同花顺子，同花，杂花顺子方式组合的，依次为第一、二、三优牌组。
2）．由若干对子组成的杂花牌组中，对子数少者（如一组5张的牌中3+2相比2+2+1；6张的牌中3+3相比2+2+2）为第四优牌组。
3）．如果出现含"炸弹"的牌组，则"化腐朽为神奇"，一跃为所有牌组中最优的。
4）．某一组合类型中如出现两个以上同类牌组，则先组合成功（先上交）者为本类组合之优；
5）．各牌组中如果出现了一副没有一条符合上述标准的最差的牌组，则表明了整个牌局的失败。
2、分发扑克牌（可请助手帮助）。
每人自取一张，未得到"开始"指令时，不许看牌。
3、宣布"开始"。
密切观察参与者表现，催促大家及时将组合好的牌组交来，分别放好。
4、公布成绩。
收齐各副牌后，依照交来的时间先后，依次将各牌组中的每张牌有规律地粘贴在一条双面胶上，按照规则评出各牌组的位次，将其标注在各牌组旁。可以向最优牌组颁发小奖品。如果出现最差牌组，则宣布本次组合失败。
讨论：
1． 单个的牌有没有最好和最差的？
2． 怎样才能实现组合的最优化？

点评：
在整个游戏的操作过程中我感觉最深的是单个的牌，无论是最好的牌还是最差的牌，只有在组合后，才能实现其价值，才能发现是优胜牌组还是最差牌组。个人的价值是无法单个显现出来的，只有在群体中，个人的价值才可能得到证实或者显现。比如孤立的一张K，或者一张3，是无所谓谁大谁小的，只有在组合后其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实现，组成优胜牌组，或者最差牌组。
其次，在组合牌组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有无可能适当调动若干张牌，以消灭最差的牌组，或提升优胜位次较低的牌组，从而使整个大牌局改观。这时要注意尽量保留最优牌组或保留住其核心价值如保留"炸弹"，调动最少的。需注意的是，这一环节要尽量避免冷落大部分学员。

破冰游戏介绍二

训练幽默乐观的游戏
　　情绪有正性与负性之分。有些正性情绪，如兴奋、好玩、幽默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而许多负性情绪，如痛苦、焦虑、恐惧则会阻碍人的创造力发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因成功或失败而导致情绪波动的经历。下面这个游戏可以让你体验情绪在问题解决中的强大作用。更可以训练你的幽默和乐观的情绪。
　　这个游戏要求你和一些朋友一同做，而且要求你偏离你一贯的社会行为。游戏的内容是要你学动物园里动物的叫声。
　　下面一表决定你要学的动物是什么：
　　你姓氏汉语拼音的第一字母　 动物名称
　　Ａ--Ｆ 　　　　　　　　　　　狮子
　　Ｇ--Ｌ 　　　　　　　　　　　海豹
　　Ｍ--Ｒ 　　　　　　　　　　　猩猩
　　Ｓ--Ｚ 　　　　　　　　　　 热带鸟
　　现在选择一个伙伴（最好在这些朋友中挑一位不太熟悉的人作为伙伴）。彼此盯着看，目光不能转移，同时用嘴大声学动物叫，至少１０秒钟。
点评：
　　在这个简单的游戏中，你的感觉如何？你是否感到既幽默有趣又有些尴尬？这个游戏尽管开始时会感到不舒服，很可能结束时已是笑声满堂。也许不管你模仿的动物是什么，最后你的表现都是“傻驴”一头。
　　你是否注意到好玩和幽默的情绪会有助于你在这个游戏中创造性的发挥，可能会使你灵机一动，模仿出种种出人意外的叫声，获得满堂喝采，或者逗得大家捧腹大笑？而在游戏中，感到尴尬的心理却会使你羞于开口？假如你有幽默感，学动物叫就更容易开口。
　　正性乐观的情绪是创造力的催化剂。因此，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忘记幽默可以使你保持乐观。  

猜猜我是谁
目标：使初步认识的队员再次彼此认识
道具：不透明的幕布一条
规则：
1)、 参加的人员分成两边
2)、 依序说出每人的姓名或希望别人如何称呼自己
3)、 训练员与助理训练员手拿布幕隔开两边成员，分组蹲下
4)、 第一阶段两边成员各派一位代表至幕布前，隔着幕布面对面蹲下，训练员喊一，二，三，然后放下幕布，两位成员以先说出对面成员姓名或绰号者为胜，胜者可将对面成员俘虏至本组。
5)、 第二阶段两边成员各派一位代表至幕布前背对背蹲下，训练员喊一、二、三，然后放下幕布，两位成员靠组内成员提示（不可说出姓名、绰号），以先说出对面成员之姓名或绰号者为胜，胜者可将对面成员俘虏至本分组。
6)、 活动进行至其中一组人数少于三人即可停止。
引导讨论：
(1)、 各位如果继续玩下去谁会赢？那谁会输了？
(2)、 我们所设计的这个游戏是no loser\no winner
(3)、 那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双赢的概念
注意事项：
(1)、 选择的幕布必须不透明，以免预先看出伙伴而失去公平性及趣味性。
(2)、 成员蹲在幕布前，避免踩在幕布上，以免操作幕布时跌到。
(3)、 训练员应制止站立或至侧边偷窥的情况发生。
(4)、 组员不可离训练员太近，以免操作幕布时产生撞击。
(5)、 组员叫出名字时间差距短，训练员须注意公平性。
(6)、 本活动不适用于不熟悉的团队。
变化：
(1)、 可增加幕布前代表人数；
(2)、 可让组员背部贴紧幕布，另一分组凭其轮廓猜出其姓名或绰号。
(3)、 可在排球场进行，以海滩球互相投掷时，需要叫出对方队友姓名或绰号，全部叫完前不可重复。

]猜变化

概要：猜出排列顺序有无变化的游戏
方法：
1)、十到十五位队员全部排好坐在椅子上，而被选出的两个观察者，花一分钟来记下排列顺序。
2)、观察员走出室外，其中留在室内的队员趁机交换位置。
3)、观察员进来后要说出谁和谁换过位置，先猜中的观察员获胜。

代号接龙

内容：这个游戏乃在于训练个人的反应力和记忆力，以最快的速度判断自己的所在位置。
方法：
（1）人数在10个人以内最适合
（2）参加者围成一个圆圈坐着，先选出1人做鬼。
（3）参加者，以鬼的位置为基准，从鬼开始算来的数字，就是自己的代号，每个当鬼的人都是1号，鬼的右边第一位是2号，依次为3号……
（4）游戏从鬼这里开始进行。如果鬼开始说“1、2”，其意思就是由第1个人传给第2个人的意思。
（5）2号在接到口令后，就要马上传给任何一个参加者，例如“2、5”的话，2当时就是自己的代号，5则是自己想传达者的代号，此数字可以自由选择。
（6）如此一直进行比赛。
（7）如果自己的代号被叫到而却没有回答的人，就要做鬼。
（8）鬼的代号是从1开始，所以当鬼换人的时候，则所有人的代号重新更改。
重点：这个游戏的乐趣与否，乃决定于参与者的反应速度之快慢，所以应当培养良好的灵敏反应。

交换名字

内容：这个游戏乃在于考验人们的习性。平常对于自己的名字，可说是耳熟不过了，但若临时更换名字，可就会觉得陌生了。
方法：
（1）人数在10个人最适合
（2）参加者围成一个圆圈坐着。
（3）围个圆圈的时候，自己随即更换成右邻者的名字。
（4）以猜拳的方式来决定顺序，然后按顺序来提出问题。
（5）当主持人问及“张三先生，你今天早上几点起床？”时，真正的张三不可以回答，而必须由更换成张三的名字的人来回答：“恩，今天早上我7点钟起床！”。。。。。。
（6）当自己该回答时却不回答，不是自己该回答的人就要被淘汰。
（7）最后剩下的一个人就是胜利者。

数字传递

游戏步骤：
1、将学员分成若干组，每组学员5名-8名左右，并选派每组一名组员出来担任监督员；
2、所有参赛的组员排纵列排好，队列的最后一人到培训师处，培训师向全体参赛学员和监督员宣布游戏规则
3、游戏规则：
1）各队代表到主席台来，培训师：“我将给你们看一个数字，你们必须把这个数字通过姿体语言让你全部的队员都知道，并且让小组的第一个队员将这个数字写到讲台前的白纸上（写上组名），看哪个队伍速度最快，最准确；”
2）全过程不允许说话，后面一个队员只能够通过姿体语言向前一个队员进行表达，通过这样的传递方式层层传递，直到第一个队员将这个数字写在白纸上；
3）比赛进行三局（数字分别是0、900、0.01），每局休息1分15秒。第一局胜利积5分，第二局胜利积8分，第三局胜利积10分。
小组讨论：
1)、P（计划）D（实施）C（检查）A（改善行动）循环中，在这个游戏中如何得到体现？
2)、四个循环中，哪个步骤更为重要？

撕纸

形式：20人左右最为合适
时间：15分钟
材料：准备总人数两倍的A4纸（废纸亦可）
适用对象：所有学员
活动目的
为了说明我们平时的沟通过程中，经常使用单向的沟通方式，结果听者总是见仁见智，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执行，通常都会出现很大的差异。但使用了双向沟通之后，又会怎样呢，差异依然存在，虽然有改善，但增加了沟通过程的复杂性。所以什么方法是最好的？这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定。作为沟通的最佳方式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及环境而定。
操作程序
1)、给每位学员发一张纸
2)、培训师发出单项指令：
—大家闭上眼睛
—全过程不许问问题
—把纸对折
—再对折
—再对折
—把右上角撕下来，转180度，把左上角也撕下来
—争开眼睛，把纸打开
培训师会发现各种答案。
3)、这时培训师可以请一位学员上来，重复上述的指令，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学员们可可以问问题。

有关讨论
完成第一步之后可以问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结果（也许大家的反映是单向沟通不许问问题所以才会有误差）
完成第二步之后又问大家，为什么还会有误差（希望说明的是，任何沟通的形式及方法都不是绝对的，它依赖于沟通者双方彼此的了解，沟通环境的限制等，沟通是意义转换的过程）

瞎子摸号

 
活动目的
让学员体会沟通的方法有很多，当环境及条件受到限制时，你是怎样去改变自己，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问题。
形式：14-16个人为一组比较合适
类型：问题解决方法及沟通
时间：30分钟
材料及场地：摄像机、眼罩及小贴纸和空地
适用对象：参加团队建设训练的全体人员
操作程序
1)、让每位学员戴上眼罩
2)、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号，但这个号只有本人知道
3)、让小组根据每人的号数，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出一条直线
4)、全过程不能说话，只要有人说话或脱下眼罩，游戏结束
5)、全过程录象，并在点评之前放给学员看
有关讨论：
你是用什么方法来通知小组你的位置和号数？
沟通中都遇到了什么问题，你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你觉得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又想起了王大点

 张鸣

在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2000)的前后，我曾写过若干文字，算是纪念，也算是抬杠，多少有点为了跟某些永远站在思想正确的制高点的“学术法官”闹点别扭的意思。文字中，有一篇是关于王大点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王大点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闹义和团那年，他是北京城里五城公所的一名衙役，干的是“警察”的买卖，当然有点小权力，但社会地位低贱，属于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粗通文墨，而且胆子大（人家是警察！），在义和团在北京城里杀教民、打洋人，攻使馆的时候，他天天跟着看热闹，看了就兴奋，兴奋了就记，留下了一部日记。我当时解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写的文字叫做“世纪末的看客”。文章在《读书》发表之后，好像还有点反响，记得有若干人给我写信打电话，文章也被若干乱七八糟的选本转载过，看来读者对这样一个看客很有点兴趣。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的。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在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的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只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的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醤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的面目五花八门，内容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些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日记里，这样的排头砍去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十一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得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被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漪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天桥小茶馆前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衷，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外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的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俩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鲁迅逝世70周年：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原文地址：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79841/node79867/node166283/u1a2382136.html

 汪晖，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今。80年代初，汪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现代文学史家唐先生，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一书被认为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作品。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回顾20世纪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或文学家像鲁迅这样影响深远，以至于 
我们今天仍旧不能回避谈论鲁迅的意义。但是，自“文革”结束，对于鲁迅的批评和反思，波澜迭起，从来没有消停，这种种围绕鲁迅形成的争论，又是我们今天谈论鲁迅时无法绕开的话题，所以就从这些争论谈起吧。 　　

　　汪晖(以下简称汪)：让我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谈起。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最可宝贵的品质。他认定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的著作和《红楼梦》是两个特殊的领域，不但可以阅读，而且为了配合“文革”的需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比如为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全国各大高校的现代文学领域最主要的老师都卷入其中，一度很多工人积极分子也参与注释工作。在20世纪找不到任何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文本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和考订，包括毛泽东、孙中山的著作。鲁迅在他的环境中对于各种人物的批评成为“文革”时期那一时代文化政治的重要内容。 　　

　　也因为如此，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如何评价鲁迅及其思想一直是一个具有政治争议性的问题。比如，鲁迅对于周扬等人解散“左联”十分不满，在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中站在胡风等人一边。鲁迅逝世之前，正值全世界面临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共产国际调整了方针，要求各国共产党形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国防文学”的口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鲁迅赞成“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强调即使在民族危机和统一战线的背景之下，“左翼”也应坚持自身的领导权，所以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张。这些问题涉及30年代左翼文化和政治的复杂问题。在“文革”中，为了清算所谓“左翼文艺黑线”，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批评被当作批判周扬代表的“30年代文艺黑线”的根据。这其实与鲁迅本人的思想已经毫无关系。“文革”结束后，要“拨乱反正”，围绕着鲁迅的历史位置和他对许多人和事的批评就产生了许多争议。

　　因此，鲁迅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位置是双重的：一方面，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尤其是有关改造国民性、“立人”思想和对礼教的批判，一再地启迪人们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经历的苦难。王富仁先生在1985年将鲁迅的文学概括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就是适应了这样的一种历史需要。在这个判断背后有一个预设，就是“思想革命”比“政治革命”更为重要和根本。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如何解释鲁迅对于许多人的批评也成了一个问题。例如，原先用鲁迅批判周扬或“文艺黑线”，等到“四人帮”倒台，就又有人提出鲁迅的杂文《三月的租界》所批评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所谓“神话鲁迅”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对于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理解问题。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理解鲁迅，总是联系着如何评价他所生活的时代。鲁迅不是政党领袖，他甚至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中有一种深刻的颠覆性和激进性，他一再讽刺中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批评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北伐时代的革命气氛，但这个讽刺和批判却包含了一种“真正的革命”、“永远的革命”的精神内蕴。80年代以降有一个倾向，就是谈鲁迅的黑暗面、矛盾、彷徨和感情世界等等，这自然是很必要的，但从我的理解看，鲁迅的黑暗面、矛盾、彷徨是和他的激进性非常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 　　

　　鲁迅与胡适 　　

　　《南》：这大概也是鲁迅在当代总是处于争议之中的原因。过去20年对于鲁迅有很多的批评。像华东师大罗岗教授讲的，这些批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就事论事的批评，比如说他骂了什么人骂错了，说了什么话说错了，另外一类批评却是将鲁迅同“中国走向”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思路下面，才引申出“究竟是读鲁迅，还是读胡适”这些说法。 　　

　　你如何理解前一类对鲁迅的批评？ 　　

　　汪：从“五四”时代起，鲁迅开创了所谓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批评过复古派，批评过章士钊、《学衡派》，批评过现代评论派、古史辨派，批评过梁实秋、胡适，批评过中医、京剧和梅兰芳，批评过那个时代的“自由人”、“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也批评过左翼的许多人物。 　　

　　关于鲁迅的偏执、刻薄、多疑的争议，在他生前死后，从未终止。鲁迅不相信中医，这不是偏执吗？鲁迅批评梅兰芳，我们能够说京剧都不好吗？鲁迅奉劝青年最好不读中国书，现在国学大兴，鲁迅的这些话有问题吧？我在这里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一个个地去辨别。但有必要强调这么两点：第一，鲁迅的骂人并非出于私怨，实在是出于“公仇”。从不离开具体的情境讨论问题，这是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一个突出特点，也因此，他所谈论的具体的人与事往往是社会众生相的一个缩影。比如，以他对梅兰芳的批评为例，他批评的是梅兰芳现象，而不是梅兰芳本人，尤其是那种“女人看见男人扮，男人看见扮女人”的陋习。这是他的所谓“国民性批判”的一个部分。要是我们把他的批评延伸到对整个京剧艺术的否定上去，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第二，鲁迅的文化批评是在“五四”时代的氛围中产生的，也是“五四”的偶像破坏论的一个具体实践。如何看待鲁迅对待传统的态度涉及如何评价“五四”和近代启蒙的问题。 　　

　　《南》：无论鲁迅，或者胡适，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大人物，你能谈谈对他们的一个基本比较和看法？ 　　

　　汪：胡适是在现代文化史上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同时也是开创性的人物。他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他的“易卜生主义”影响很大。在“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是同一营垒中的人。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屠杀给予激烈的批判，而胡适也对国民党钳制舆论、扼杀思想自由提出公开声讨，在这方面他们都是五四的传人。晚年的鲁迅倾向左翼，卷入左联的活动，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但他们都没有加入政党。从思想气质上说，两人十分不同。 　

　　在学术上，胡适引入规范，告诉大家现代学术要按照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影响深远。鲁迅的学术研究充满洞见，但他更强调的是不断打破规范，总是怀疑这些极易体制化的知识具有压迫性。胡适是典型的现代化派，相信历史的进步，文章平易流畅，气质上是乐观的。鲁迅与胡适一样对传统展开批评，但没有胡适的那种乐观气息和十分的自信。

　　原因大致有两点，一个是他在反对传统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的灵魂里也中了传统的毒，想要摆脱而不能，所以他的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矛头所向也对着自己，只是别人不大察觉而已。鲁迅对传统的批评中有一种胡适所没有的切肤之痛。另一个是他虽然以进化论的观念批判传统，但并不认为现代的国家比过去的国家更开明。大约是在1907年，鲁迅以西方为例说，君主专制打破了宗教专制，法国大革命打破了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自由，实行多数统治，一人专制尚有反抗的余地，多数专制很可能比独夫专制还要恐怖。他赞成革命，赞成立宪制，但是他对这些所谓的“现代”从来不迷信。1929年，他对冯雪峰说，我也不要去你们未来的黄金世界，因为那里还会有将叛徒处刑的吧。他是在左翼对他的围剿中、也是在他对左翼的反抗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左翼的。 　　

　　1908年，鲁迅写了篇文章叫《破恶声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说现在有两种“恶声”，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世界人”，用现在的话说，都全球化了，还谈什么文化、民族或者其他的东西？另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国民”，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鲁迅说这两者都是“恶声”，因为这些说法中没有人的自觉、没有人自身的独特性，无非是鹦鹉学舌而已。他说这是“万喙同鸣”，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无声的中国”。“无声”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吵吵嚷嚷，都说差不多的、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话。这篇文章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命题，叫做“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说这是当务之急。“伪士”就是那些每天抱着自以为进步或先进的观念的人，办洋务、搞改良、谈民主、论立宪、搞共和，左的流行他就左，右的流行他便右，全球化来了他就成了“世界人”，在民族主义潮流中他成了“国民”。这些人是发不出自己声音的“伪士”。他为什么又说“迷信可存”呢？迷信首先你要信，你不信不会迷，这里有一种对“真实感”的追求。没有这种真实感，一切都是虚无的。鲁迅批评名教，反对传统，但他竟然对“迷信”有这样的理解，他对“鬼”的世界有着隐秘的迷恋。这些在胡适这样的典型的启蒙人物、现代化的倡导者身上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我对“胡适还是鲁迅”的问题没有多少兴趣，因为这种二元对比本身多是将历史简化为一种单一立场和态度的产物。其实，他们还不如直截了当地问：到底是改良好，还是革命好？到底是站在左边，还是站在右边？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现代化派，比较倾向于从国家的立场或智识阶级的立场来看这个社会，一点一滴地进步就好了。鲁迅有一种很深的“从下面”看问题的视角，他对阶级问题的兴趣大概与这种视角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胡适是一个相信一点一滴改变的改良主义者。鲁迅也赞成改良，但绝不排斥革命，也不排斥暴力革命。北伐的时候，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还说孙文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党军”。但鲁迅所说的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改造，而不是假借革命的名义的屠杀，先是老人杀青年，而后是青年也开始杀青年。他期待通过这样一种革命消灭各种压迫形式，但对此却从来没有奢望。他说的革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永远革命”。一个革命者必须是“永远失败的革命者”，因为那些叫嚷着革命成功的人很快就会蜕化为新的统治秩序的守护人。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90年代，整个社会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告别革命”这个命题有道理，今天不再存在产生20世纪革命的那种社会条件了。但“告别革命”的命题在许多人那里其实是一个“否定革命”的口号，除了否定全部的左翼传统之外，他们没有对革命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前提给予认真的分析。以这样的方式肯定胡适，贬低鲁迅，其历史观上的肤浅是不可避免的。

　　鲁迅与左翼 　　

　　《南》：我记得你2005年夏天在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演讲，题目是《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从鲁迅谈起》，这个演讲的影响很大，但是访谈篇幅有限，无法具体展开。我记得你提到过鲁迅与左翼的关系问题。您刚才说到鲁迅是在和左翼的对抗中成为左翼的。正因为鲁迅与30年代左翼运动之间有很深的政治纠缠，他才会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所谓的“左翼黑线”很重要的线索吧。他同左翼的关系有些复杂。 　　

　　汪：鲁迅同左翼的关系非常复杂。鲁迅一生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的政治选择是清晰的：从日本时期倾向革命、主张共和，到五四时代参与新文化运动；从北伐时代南下广州(尽管原因比较复杂)，到30年代被奉为左联盟主，这个线索是清晰的。但鲁迅的每一次抉择都经历过反复的怀疑、斗争，即使作出了选择，也仍然继续这种怀疑和斗争。1928年，他与那些“革命文学”论者也就是“左翼”进行激烈的论战，最终却成为左翼的一员；他在30年代成为左联的盟主，但同时对这个组织内部的宗派主义给予激烈的批评；在“两个口号”和解散左联问题上，鲁迅比那些党内的左翼更坚持左翼的立场。 　　

　　鲁迅这个左翼非常特殊，他打破了左翼的总体性，激活了左翼内部的政治，使得左翼文化不是一个服从于党内官僚权力的僵化存在，而是内部包含着各式各样的争论分歧和复杂关系的开放空间。我觉得鲁迅的许多看法值得我们记取，比如他经常告诫说：左翼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又比如，他在革命流行的时候讽刺说，无产阶级在受苦，无产阶级文学却很流行。这真的是无产阶级文学吗？血管里流的是血，若自己不是一个革命人，就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革命文学。这个看法至今也还有警醒的作用吧。其实，这个“革命人”的想法与他对“伪士”的批评是一致的，原先是改良的、启蒙的“伪士”，现在是革命的“伪士”；左边有马克思主义的“伪士”，右边有自由主义的“伪士”。总之一句话，就是《狂人日记》里说的：“难见真的人！” 　　

　　鲁迅与政治 　　

　　《南》：你多次强调了鲁迅与政治的关系，那么鲁迅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介入政治呢？ 　　

　　汪：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开始他的文学创造和杂文写作，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和文化的空间。中国的文学，要么是茶余酒后的玩物，要么是文以载道，鲁迅开创的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鲁迅通过这个空间介入政治。 　　

　　让我先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样的空间。1922年，五四运动退潮，新文化运动也解体了。鲁迅写了一首诗，是《彷徨·题辞》：“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的心情好像有点落寞，他所说的“旧战场”就是指在五四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文苑”。其实，那时候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很活跃，为什么鲁迅突然感觉寂寞了呢？我想这与文化和政治的形势有关。这个时候，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卷入了政党政治，年轻一代也受此影响，而胡适等人的兴趣也在转移，整理国故的运动差不多要开场了。鲁迅的这首诗表明他要坚守这个“文苑”。比较一下就清楚了，康有为、梁启超通过上层变革介入政治，孙文建立组织、联络军队、发动起义，以政治的方式介入政治，陈独秀、李大钊组织政党、从事革命活动，卷入政治辩论。但鲁迅是完全通过文坛这一新的空间发出他的独特的声音的。这个自主的文坛的创造和存在就是政治性的。他一边慨叹“新文苑”的寂寞，一边表明“荷戟彷徨”的意志，表明他高度重视这个独特空间的重要性。 　　

　　《南》：但是，无论是今天的文学也好，学术也好，都越来越往纯粹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也使得文学和学术本身的生命越来越狭小，越来越狭窄，要发展出独立的、有政治性意义的空间相当不容易。 　　

　　汪：如何理解文学与政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茅盾说，鲁迅几乎每写一篇小说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他是一个文体家。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比如他写小说成为公认的现代小说的开山，他写散文诗，成为现代散文诗的开山，他写故事新编，成为现代历史小说的开山，他写杂文成为一个现代杂文的顶峰。换句话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创造了文学样式的人，他是真正实验性的，真正前卫的，真正新颖的。如果没有这种文学样式的创新，鲁迅就不成其为鲁迅了。但这种形式的创新本身并没有使他远离政治，恰恰相反，他的每一次文学创新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形式创新意味着要创造观察历史和生活的独特视角，形成一种不同以往的世界观，这不就是政治吗？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把形式创新与政治性对立起来，既不理解形式，也不懂得政治。 　　

　　鲁迅与媒体 　　

　　《南》：你刚才谈到鲁迅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也提到了鲁迅的杂文。鲁迅的杂文写作的确开辟了真正具有批判性的公共空间，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人模仿鲁迅的杂文样式，包括模仿鲁迅那种嬉笑怒骂的嘲讽语气来写作杂文。但是在今天这个媒体时代里，如何在媒体里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反而成为问题，换句话讲，我们也许要问：为什么今天的媒体世界不能造就第二个鲁迅？ 　　

　　汪：鲁迅从20年代开始撰写大量的杂文。他的初期的杂文登载《新青年》等刊物上，但到上海时期，就主要依托报刊，也就是大众传媒了，《申报·自由谈》就是一个出名的例子。现在很多知识分子瞧不起媒体，觉得媒体乱七八糟，其实鲁迅时代的媒体也是乱七八糟，但他却能利用媒体创造出真正的公共空间，这个经验很值得我们总结。媒体总是被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强势力量所控制，其公共性也因此丧失于无形。但如果我们只是拒绝媒体或退出媒体，就表示我们独立吗？不行的，因为那样你就彻底被消声了；那么，我们进入媒体又怎样呢？也很难，因为媒体有其支配的逻辑。 　　

　　鲁迅是怎么做的呢？鲁迅打游击战，在一个由都市印刷文化构成的丛林中打游击战。游击战有什么特点呢？游击战一定要根据当时的地形、地势、社会关系来打。这个地方是山区，还是芦苇荡？还要有阿庆嫂，沙家浜，没有这个环境，就没有游击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所有的论点、所有的论述永远是植根在他的语境里。我们前面谈到鲁迅对许多人的批评和批判时就说过这一点，你把他的话抽离出具体语境当成教条，那不是鲁迅的责任。在游击战的具体战法上，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断地变换笔名，灵活地调动主题，绕过检查官的检查，实施突然袭击。鲁迅也有阵地，比如左联，比如他办过的刊物，但在战法上，他还是更偏向游击战的。我的老师唐先生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名了，因为他写杂文，而名字与鲁迅用过的一个笔名唐俟相似，就被误认为是鲁迅的杂文而遭到围剿。变换笔名也体现了鲁迅的一个特点：他的文章不是博取名声的工具，而是真正的匕首和投枪。他是一个不是文人的文人，也是一个不是战士的战士，或者说，是文学家与战士的合体。鲁迅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而不是名山事业，却因此奠定了一个真正的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传统。 　　

　　现代政治的一个特点是有高度的组织性，政党就是这一组织性的最重要的体现，而高度组织性总是意味着压抑和控制。鲁迅并不排斥集团性的政治斗争，但即使在集团性的政治斗争中，他也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这就是游击战的意义。鲁迅的杂文创造出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性的批判空间，它需要高超的文学技巧和敏锐的政治介入方式，才能做到。 　　

　　《南》：就这一点说，鲁迅也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关怀，恐怕这也是他对于今天的意义。 　　

　　汪：鲁迅是一个卓越的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但在一个现代大学和学术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时代，他最终选择了自由撰稿人的角色，我把他看作是媒体丛林战的战士。他跟胡适很不一样，胡适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学术势力；鲁迅好像没有什么势力，他靠的是精神传承的力量。我并不是反对专业研究，而是说现代大学制度很接近于毛泽东说的那种培养驯服工具的机器——过去是政治的驯服工具，现在是市场的驯服工具。鲁迅在精神上是最反对驯服工具的。 　　

　　鲁迅的疑与真 　　

　　《南》：后来大家都说“告别鲁迅”，“鲁迅死了”…… 　　

　　汪：在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的时候，钱杏(阿英)就写了一篇《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阿Q时代早就死掉了……在20年代，左翼宣布鲁迅的死亡，但是鲁迅没有死亡，反而影响越来越大。90年代是右翼宣布鲁迅的死亡，鲁迅也没死亡。对于希望速朽的鲁迅而言，他一定有点失望。40年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1927~1937年这段时期，中国革命有两个深入，一个深入是土地革命的深入，还有一个文化革命的深入。他说后者是一个奇迹，因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处在很弱小的地位，可是他们却牢牢地掌握了文化的领导权。毛泽东的政治性概括是否准确可以讨论，但鲁迅在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却是事实。总之，从1928年“革命文学 ”论者宣布鲁迅死亡至今已经将近80年了，人们还在继续宣布的过程中。 　　

　　《南》：不管鲁迅到底死得了，还是死不了，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在读鲁迅、谈论鲁迅，可见他还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人物。但是，今天的时代毕竟不一样了，在这个现代化、全球化席卷一切的时代，在你看来，究竟要怎样读鲁迅才能读出他的真意义？ 　　

　　汪：他始终在时代的氛围里，追踪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但他永远有一个“悖论式”的态度。比如，他提出民主自由的同时，对民主自由提出最深的怀疑；他在倡导科学进步的同时，对科学进步也提出最深刻的怀疑；他是对传统的黑暗给予最深刻揭露的人，同时他又对迷信、对很多传统的东西有很深的迷恋……鲁迅是一个对启蒙抱有深刻怀疑的启蒙者，对革命抱有深刻疑虑的“革命者”，他总是置身于时代的运动，却又对运动本身抱有怀疑。 　

　　鲁迅说，在没有确凿之前，我的“疑”永远存在，可是这个“疑”背后有一个东西，就是他一生讲的东西，就是“真”，即对价值的真正的忠诚。鲁迅最彻底地贯彻了平等的价值，他拒绝任何范围内存在的压迫关系，民族的压迫、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老人对少年的压迫、知识的压迫、强者对弱者的压迫、社会对个人的压迫等等都被他展示出来了，同时，他也憎恶一切将这些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知识、说教和谎言……但在鲁迅这里，现代平等的价值是通过彻底地根除虚伪和奴隶道德为前提的。 　

　　从这一点来说鲁迅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性人物，或者说，一个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关于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9篇）

　　作者：许纪霖　　　　　　　　　　　　　　　　　

　　★知识分子词源学意义　　　　　　　　　　　　　　　　　

　　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中国人的习惯，谈到一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究竟何为“知识分子”？近年来我在几所大学的演讲，也经常被听众问到这一问题。虽然在这一领域已潜心研习多年，但依然感到隐藏在此问题背后的复杂性，要作一言而蔽之的笼统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任何一个有生命力、在学界能够长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如理性、文化等等，都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不可能用一两句话概括得清楚。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才能加以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回到历史中，对“知识分子”一词作一个词源的追溯和脉络的梳理。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нтеллигенчия，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的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这批人甚至有可能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些可能是军官，有些可能是教师，有些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则有着共通之处。这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源头。从这个起源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语用学的意义上具有着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并且与一种文化的疏离感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3日在法国L 'Auro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后来这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实际上一开始是贬义的，但是其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十九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主要都是自由的职业者，包括一批文人、作家，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波西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就像哈贝马斯所描绘的，当时他们形成了一？quot；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样的知识分子用葛兰西的观念区分，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与后来阶级化、党派化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很不相同。　　　　　　　　　　　　　　　　　

　　因此，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部门管理者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多元面貌许红霖东方文化周刊第7-16期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的、西方的概念。但这里讲的“西方”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随着我们对西方的历史、文化逐渐深入地了解，可以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虽然他们都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分享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但到了现代西方，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法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法国的知识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他们常常为理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法国人喜欢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他们很强调自由的积极方面。最代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的雷蒙？阿隆，而是激进的、充满情感力量的保罗？萨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法国总是左翼知识分子量适合的温床，从卢梭一直到当代的萨特、福科、利奥塔和至今还健在的德里达。比较而言，英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大都在牛津和剑桥里面，主要是一群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上看，由于英国新教改革比较成功，知识分子同宗教、政治的关系就不像法国那么紧张，所以他们也更多地具有一种保守的、妥协的性格，更习惯在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上，在体制内部寻求变革的道路。他们也有批判性，但往往是温和的，纠错式的，而不是反体制的。罗素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算是最激进的，但比较起萨特来，还是温和得多。德国的知识分子，从历史角度而言他们更多地具有国家主义的气质，这是因为他们受狂飙运动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比较大。即使讲自由，既不是英国式？quot；消极的自由“，追求自由的外在的、不受强制的那一面；也不像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强调政治参与，追求”积极的自由“。德国知识分子更强调”内心的自由“，即通过逻辑的哲学思辨，达到内心的超越。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是十分矛盾的，也很复杂。德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传统与他们所处的政治专制主义环境有关，凡是处于专制统治下，又无力直接向权力反抗的，通常都会退回到内心，在抽象的形而上或历史的层面，追求超越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现实层面而言，多少是想象性的，犹如中国的庄子。而俄国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有一个东正教的背景，更具有沉重的道德紧张感。同时他们又处于东西文化冲突的交汇点上，东方文化与西欧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直接呈现在他们身上。俄罗斯苦难的大地与西方化的上流社会的腐败，使得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产生道德上的原罪感，产生绵延不绝的民粹主义。俄国知识分子始终有各种各样的紧张感：道德的、政治的、文化的，其紧张的渊源有上层与下层的冲突，也有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这样的紧张感至今还没有消除。当我们将西方知识分子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来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他们完全不是整性的、一元化的，而是有着各自？quot；个性”。这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很有帮助，可以获得一种多元的参照资源。　　　　　　　　　　　　　　　　　

　　★知识分子的历史前身　　　　　　　　　　　　　　　　　

　　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词，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中，还是有其渊源和前身。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崛起，事实上同两个因素休戚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出现了书面的文字，它才需要一种特别的人，一种掌握文字的人来进行记录和书写。因为文字在当时是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符号，具有神圣性，受到大众的崇拜，因此这群懂得文字的人便逐渐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便是知识分子的雏形。而这些人最早是从巫师、婆罗门以及僧侣等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另一因素是哲学的突破。雅斯贝尔斯指出过人类历史上有一？quot；轴心时代“，在公元前八百年到二百年这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包括古希腊、中国、印度在内几乎都出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就被称之为”哲学的突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主体最终的形成，是和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的。只有在哲学突破以后，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自身存在性，即以一种体系的方式获得了思想的形式。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在那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远远还不是一个自明的社会群体。从古代到中世纪，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依附在另外一些系统之中。如中国古代？quot；士“，就是依附在皇权体制下，成为”士大夫“。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教士来承担的，在宗教的系统里面求发展。欧洲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的前身，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有其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不可能存在一种没有传统、横空出世的知识分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区别，就与他们不同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对知识分子不同的解释　　　　　　　　　　　　　　　　　

　　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定义呢？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定义都只能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实质性的。从语用学的意义上，要看置于什么样的结构中来运用。从一般的常识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的，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过去中国教育不普及，一般受过中等教育的就算知识分子。如今教育普及了，人事部门又将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算作知识分子。这是从教育背景上划分。但常识不一定是可靠的，它只是世俗社会中某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教育背景只能证明某人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一般的社会学家通常从职业或知识分工角度界定知识分子。一个最著名的定义是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无非是创造或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的一群人。根据这一定义，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从一般的社会学意义上，这一划分具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和语用功能。　　　　　　　　　　　　　　　　　

　　然而，即使从职业角度，也有问题。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工的建立，还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最早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业余的或半业余的，是自由职业者。最早的知识分子就像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所说的，是“自由漂浮者”，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既可以独立于任何阶段，也可以服务于任何阶段。在曼海姆看来，知识分子具有同质和异质两重性。同质性是指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而异质性是指政治观念主张可以完全不同，可以归属于截然对立的阶级阵营。如果知识分子真的像*所说是一根“毛”的话，早期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需要“皮”，它可以在天空中自由地漂荡。葛兰西将这种知识分子看作是“传统的”知识分子。　　　　　　　　　　　　　　　　　

　　然而，随着社会和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随着知识体制的强化和扩张，当代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职业化，不是进入正式知识体制中的大学、研究院，就是成为商业机制中的签约作家，成为体制里面的人物。他们不再像波希米亚人那样四处漂游，而是逐渐有机化，开始依附于一定的“皮”之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又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乐意充当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社会有了某种固定的精神或物质利益上的有机联系，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背景下，帕森斯的学生、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在1979年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一书，将知识分子归在一个所谓的“文化资产阶？quot；名下，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分享共同的文化背景（批判性话语文化），也拥有同样的生产关系（话语的生产和分配），并认为这个阶段正在成为社会中的新的统治者。新阶级首先具有文化资本，拥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其次拥有共同的话语规则，其规则在于：交谈者之间的最后评判不取决于交谈者的身份、权力或权威，不受情境影响，即所谓的情景无涉性，而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科学精神。古尔德纳用”文化资本“的概念分析知识分子，这可能受到了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影响。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知识分子正是那样一批掌握了文化这种象征资本的人，他们拥有权力，并且因为拥有文化资本而享有某种特权。但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又是被统治者，深受权力和金钱的压迫，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当代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这样的知识体制是受到国家权力和法律认定的，因而也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虽然是边缘的一部分）的保障下，在科学的意识形态下，取得了足以获得话语霸权的文化资本，他们因而也越来越保守化，不再具有当年自由漂浮者那种独立的、尖锐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使得他们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又使得他们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在这样情形下，一些西方思想家对什么是知识分子所下的界定，变得愈加狭窄。仅仅从事抽象符号生产或传播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本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职业性的，而精神性的。按照路易斯。科塞的说法，即使是大学的文科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这一思想通常往往是批判性的，对现实社会有一种清醒的警惕。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就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他们不满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地学院化、专家化、有机化，普遍地丧失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思想关怀，怀恋“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美国著名学者萨伊德在其1994年出版的著作《知识分子论》中，按照知识分子“传统的”历史形象，将知识分子理解为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真正的业余者，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然而，像萨伊德所描述的这种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是越来越稀缺了。　　　　　　　　　　　　　　　　　

　　对知识分子的一般规范和历史演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解。　　　　　　　　　　　　　　　　　

　　★知识分子功能的转变　　　　　　　　　　　　　　　　　

　　关于“知识分子死亡”的问题，是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提出来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因为往往将自己放在人、人类或人民的位置上，认同于一个普遍价值的主体，习惯于针对社会每一个人发言。然而，他们所赖以建构的一套整体性的元话语到了后现代社会已经完全解体了，目前这个社会已经不断地趋于多元化、局部化，知识分子作为其原来对社会全体所承诺的那些整体性话语的承担者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了。　　　　　　　　　　　　　　　　　

　　不过，英国思想家鲍曼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回应。他用两种隐喻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意思是说在现代社会整个知识一体化，没有完全分。而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套客观化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它在现代社会，拥有仲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只有程序性的规则才能保证获得客观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因为这样的程序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因为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这套客观的知识，就能够超越其他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在鲍曼看来，在现代社会作为“立者者”的知识分子，其地位无可替代。借用布尔迪厄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柯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　　　　　　　　　　　　　　　　　

　　然而到后现代社会，鲍曼指出，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各自有各自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是不可通约的。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为一个“阐释者”。“阐释者”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他共同宄稍蹦芄焕斫獾闹丁V斗肿邮导噬喜辉倬哂？quot；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元上的性质，而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鲍曼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这样一些立法者所借以合法化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现代社会被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分属不同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最基本的价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　　　　　　　　　　　　　　　　　

　　利奥塔和鲍曼所指的不再有整体性话语这样一种后现代情境实际上已经在90年代中国出现。90年代与80年代在知识方式上的区别是，80年代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这些分歧者背后的知识背景、思想预设和价值倾向基本是一致的，他们背后还存在共同的思想平台，那就是所谓的启蒙话铮坏堑搅？0年代以后，这个同一性已经不存在了，统一的思想平台完全解体，不再有为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元话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越来越不可通约的共同体话语，其中有“国学的”、“启蒙的”、“后现代的”，或者“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新左翼”的等等，遑论其中还有各种各样更小的共同体以及更小的不同的知识传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到了20年代末的确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在知识的话语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已经荡然无存了。　　　　　　　　　　　　　　　　　

　　世俗社会不像政治社会那样，靠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相反的是，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功能在世俗社会正在逐渐衰弱。且不说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客观化的知识已经解体，即使在整个社会里面，知识分子“立法者”这样一种本来是自明的身份现在也受到了挑战与质疑。社会已经不再需要“立法者”，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意义上作为“立法者”构建元话语的知识分子的确已经死亡，而且无法再死而复生了。　　　　　　　　　　　　　　　　　

　　这样一个事实既不令人悲观，也不那么令人乐观。我们所要真正思考的，只能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将在什么样的意义上重建知识分子的合法性？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热”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在八十年代中期被提出来的。它与当时的一场“文化热”——现在被称为新启蒙运动是分不开的。八十年代最先出现的是思想解放运动，但那基本上还是一场体制内部的运动，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内部的一场类似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即使当时走在思想解放运动最前列的人，仍缺乏自明性。知识分子的自明性是与文化的自明性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问题是体制变革问题。在体制变革这样一个范畴里面，知识分子始终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与检讨逐渐展开，文化作为一个中心的问题被凸现出来。作为文化的承担者——知识分子问题也随之相应地突出。　　　　　　　　　　　　　　　　　

　　当时在对文化的反省过程中，很自然地涉及到了对文化主体——知识分子自身的反省。对知识分子的反思，也是以当时“文化热”的反思方式，即到更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根源的方式进行的。我的第一篇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是1987年发表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反思》，内容是对古代和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类型学分析，实际是想通过历史的反思表达对知识分子人格的现实诉求。不久在《读书》上发表的《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也同样是借助黄远生这一个案，反思知识分子丧失自我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这前后一段时间，国内思想界有一大批人都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了兴趣。　　　　　　　　　　　　　　　　　

　　八十年代中国现代化重新起步以后，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社会改革的精英，负有引导现代化发展的重大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当时最热衷的话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变革中的功能等等。当时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独立的，它是整个新启蒙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也更多的是从文化和历史反思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问题。当文化在整个变革中被赋予一个绝对的中心地位、改革问题被化约为文化问题的时候，知识分子自然会产生一种现在看来不无虚妄的“精英的”的自我认同。在八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确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英雄”，一时风头之劲，比起现在的传媒明星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今天的明星是很世俗的，而当时的“文化英雄”却带有一种神圣化的理想光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阐释也有化约主义的倾向，看成是整体化、一元化的，并且想象成是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主体。这些学理上的肤浅和化约主义也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通病。　　　　　　　　　　　　　　　　　

　　尽管如此，作为一场严肃的思想讨论，“知识分子热”还是有一些正面的思想成果保存下来，九十年代在“顾准热”和“陈寅恪热”中进一步发扬广大。如果说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从体制上使得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与皇权制度彻底分离，最后演变成现代知识分子，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另一次有关知识分子的“社会革命”，它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从原来的全能主义（totalism）体制中分离出来，开始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一空间虽然从发生学上说与国家建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是朝着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的意义，我们今天还无法完全看清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明显。试想一下，当初科举制废除的时候，大多数士大夫还以为不过是晋身方式的变化，又有多少人能够预系浇纱舜凑鼍置娴母谋？历史上凡是真正重大的事件，在其发生的时候，都是不太引人注目的。　　　　　　　　　　　　　　　　　

　　★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三大挑战　　　　　　　　　　　　　　　　　

　　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外在环境和知识结构的变化，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与八十年代有很大的区别，据我的观察，主要是三个方面：　　　　　　　　　　　　　　　　　

　　首先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在新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中心是围绕着思想和文化进行的，这些思想文化问题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改革紧密相关，因此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功利的、泛政治的意识形态化色彩。而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种学术的自觉：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是承担一种学术的功能，从知识里面来建构文化最基本的东西。他们对于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那？quot；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是有反省的，认为这是十分虚妄的。是一种浮躁空虚的表现，是缺乏岗位意识的体现。随着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以及重建学术规范的讨论，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学院化，进入了现代的知识体制。他们似乎不再自承是公共的知识分子，更愿意在为现代知识体制的日益完善、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也强有力地诱导着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性专家。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边缘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整个社会加速世俗化。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如果说过去的知识分子边缘是发生在政治层面的话，那么这一波的边缘化更多的是在社会意义上。其实，政治层面的边缘化还没有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要害，因为即使是一个受迫害的悲剧人物，他也始终处在舞台的中心，有时受迫害、受侮辱者反而更能激起整个社会的同情。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言“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但在1992年以后整个社会高度发散化，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迁，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整个社会不再有中心。更确切地说，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此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显。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对知识分子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1994年开始的人文精神讨论虽然不是直接针对边缘化问题，但显然与此问题有关。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他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人文精神的发起者们当时内心很清楚，他们不一定能改变这个社会，但必须为自己寻找到精神的和现实的位置，这也是个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所在。　　　　　　　　　　　　　　　　　

　　第三个挑战在理论上也许是更致命的，那就是“后现代”的崛起。中国的后现代文化的拥护者们借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福柯和利奥塔的理论，断然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社会里面知识分子已经死亡。这个问题其实是和前面一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退居边缘，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整个地失去了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是一整套共同的元话语，比如像利奥塔所说的关于革命的神话和真理的神话这？quot；宏大叙事“。但在后现代的多元的、破碎的语境之中，公共信仰的元话语已经不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那么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这就从根本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　　　　　　　　　　　　　　　　　

　　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受到全面挑战。第一波的挑战是从知识体制的内部来瓦解知识分子原来的基础，把知识分子改造为服从于日趋细化的知识分工的技术型专家；第二波挑战则从社会体制上使知识分子不再处于整个社会的中心，而只是社会中众多分子中边缘的一员而已；而第三波挑战更是从话语的方式上完全颠覆了知识分子原来存在的所有自明性和合法性。我们今天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要追问的是知识分子究竟有没有死亡？如果没有死亡的话，那么将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存在？如要已经死亡的话，又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复兴？新的问题必须有新的回应方式，如果仅仅用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思路和理念让知识分子起死回生，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公共性”是如何丧失的？　　　　　　　　　　　　　　　　　

　　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合法性重建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在我看来，在于重建“公共性”，换句话说，是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如何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更加突出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合理性。到了当代社会，有一个问题正在日益突出，那就是所谓的“公共性”丧失的问题。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完全是由各种局部的共同体构成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真正的多元化虽然不一定有元话语，但共同体之间、局部之间一定是有交流的，彼此是可以对话的。通过这样一种对话，一种互动，建构起一种最基本的对话规则和伦理规则。这些规则也许不一定是实质意义上的，但是它在形式意义上必须具有其有效性。而这样一种话语的、伦理的和社会意义上的普遍有效的规则与规范，不是由某一个人所制定的。也就是说，既不是由权力者来制定，也不是由资本家来制定，更不是由哪个文化先知制定的，它是通过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知识的竞争和对话而自然形成的。它不是通过一种人为的签定契约的方式来形成，而完全是约定俗成。这就像人的语言是在人的交往中自然形成的一样。实际上当多元化的社会出现以后，能够构成我们所？quot；公共性“的内容是需要不同共同体通过彼此之间不断对话、不断互动来实现的。中国现在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正像巴赫金所说的”众声喧哗“，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声音都在华夏大地上得到回响。我们不缺任何声音，从最极端的到最中庸的，从”左“的到”右“的，而缺的却是可以在各种声音之间进行沟通的东西——互相对话的最基本的规则。这就说，知识分子目前仍然是一个”立法者“，而始终没能成为一个”阐释者“。因为他们只会在共同体内部发言，他们还习惯像八十年代那样扮演一个”立法者“形象，还不习惯与其他不同的共同体进行对话，把自己共同体的语言翻译恢？quot；公共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如今日益丧失“公共性”的重要原因。然而我们今天谈论知识分子必定是站在一个公共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某个共同体的内部来谈论，这就是目前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原因是所谓知识体制的问题。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知识体制越来越趋向健全。由于知识体制受到了国家体制的支持和保护，因此具有较强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能力。但是这样一种学院内部的知识体制，实际上生产的只是一种专业的、技术化的知识，而不是一种批判的、公共的知识。的确就像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当代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不成为知识分子，而只是一名学者，更确切地说是有一技之长的专家，而非知识博雅的通人。不少人在专业领域内部堪称一流、甚至是世界一流的专家，但是只要跨出自己专业知识领域半步，就完全是一个知识？quot；白痴“。八十年代的知识界确有一种浅尝辄止、游谈无根的倾向，但九十年代的知识界在纠偏的同时，也呈现出另一种倾向。如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拥有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宽阔的胸怀和饱满的激情，不再怀有普遍的公共关怀。诚如萨伊德所言，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他们缺乏对自身知识体系的反思能力。仅仅适合做一些对已有知识体系的添补性工作，完全丧失了创断的能力。姑且不谈知识分子在知识之外还要承担的一些职责，比如对社会的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即使从与社会的联系来说，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的挤压下越来越局部化、专业化、学院化了，同社会的关系日趋淡薄，越来越分离。这也？quot；公共性”丧失的重要原因。　　　　　　　　　　　　　　　　　

　　★知识人与道德人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仍然可能有两种存在的方式，或者是作为德性的存在，或者是作为知性的存在。这里涉及到的背后的问题在于：当你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来发言的时候，你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凭什么别人要相信你的话？　　　　　　　　　　　　　　　　　

　　这个问题很复杂。知识分子话语背后的合法性依据，虽然需要道德的支撑，却不能完全建构在道德的自我肯定的意义上。作为一种良知、一种德性，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才具有的。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我们没有任何先验的和经验的理由来证明知识分子必定比其他人，比如工人、农民、白领甚至小痞子等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倒过来反而可以找到一些相反的例子。可能的情况是，知识分子比一般人更喜欢讨论道德的话语，所以给人感觉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的存在、德性的存在。但是我认为这样一种存在并没有其自身的理由。道德首先不是一个话语，而是一种实践。德性不是以一种话语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一种实践的人格的方式存在的。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今天让我们感动的，主要不是道德的话语，而是道德的实践。那些十二月党人以及他们的妻子们，在面对专制压迫时，他们是以集体或个体的具体道德实践为整个民族提供了人格的表率，这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源泉。专门研究道德伦理的北大教授何怀宏说过，道德只能表现在一个很个体的事情上，而不是所谓的整体性上。今天许多以知识分子自命的人，他们恰恰与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相反，谈论得太多太多，实践得太少太少。他们习惯于唱道德高潮，以此来实践他们的道德理想，以掩盖自身人格上的弱点，虽然这种弱点也许是一般人所都具有的。这势必会产生中国历史上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普遍问题，那就是虚伪，最终使得这样一种道德高调愈加不可信。难怪知识分子被不少人视作伪君子。王朔在这个意义上嘲笑知识分子，他称自己？quot；真小人“，挖苦知识分子是”伪君子“，虽然话很尖刻，但并不是一点没有其道理。任何一种道德的话语力量都来源于其背后的个体实践。哈维尔如果不是七七宪章的签署人，他的声音就会变得很苍白。道德永远是一种实践伦理，而不是高谈阔论的对象。　　　　　　　　　　　　　　　　　

　　知识分子首先不是一个道德人，而是一个知识人，他应该以一种知性的方式而存在。道德和良心人人都可以拥有，有时候关于道德底线、伦理底线的一些最简单的原则比如不能剥夺无辜者的生命、讲信用、同情弱者等，它起源于内心最简单的良知，起源于人类交往的最初约定，起源于多少年文化的传统。但知识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拥有话语的合法性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拥有知识。知识是知识分子赖以存在、证实自己的最根本的理由，是其他非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　　　　　　　　　　　　　　　　　

　　★知识体制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　　　　　　　　　　　　　　　　　

　　萨伊德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就是像19世纪的雨果、左拉等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知识分子，以及美国20世纪初格林威治村的那些自由的、完全不依附于任何体制的知识分子。萨氏认为到1968年前还有那种知识分子，比如萨特、阿隆、加缪、波伏娃等，这些知识分子还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余韵，但现在他们已经荡然无存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学院内部，成为知识体制的一部分，连他自己也不例外。萨伊德本人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是研究欧美文学的权威。与萨伊德相仿的还有一位乔姆斯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语言学的权威。萨伊德和乔姆斯基一起被公认为是美国知识分子中的牛虻，具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在学院中是一个异数。他们之所以受到注意，被视为知识分子良知的象征，除了他们道德的勇气外，首先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学教授，是专家，而且是某一领域的权威，因此最后才有发言资格。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合法性是知识体制内部提供的。当然，仅有知识体制内部提供的这些条件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还必须拥有公共的关怀，具备道德上的良知。如果缺少了知识权威这一必要条件，萨伊德和乔姆斯基就无法获得社会的承认。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悖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有机化、体制化和专业化了。既然知识分子话语的合法性是由知识体制来提供的话，这就意味着只能在知识体制内部寻求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途径。在这个问题上，萨伊德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的借鉴，毋宁说是他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萨伊德虽然再三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性，抨击专业性，但是他所说的专业知识分子，其实是指那种完全失去公共关怀，只是把专业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一离开狭窄的专业领域便显出惊人无知的专家。他坚持的业余性指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保持那份公共的关怀，像席尔斯所说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神圣性的，对于普遍的、神圣性的问题永远感兴趣，而且试图作出自己的解答。虽然，在当代社会也许已不可能再有统一的、普遍主义的解答，有的只可能是多元的阐述，即使如此，知识分子也将永远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保持着一份超出专业之外的业余关怀。萨伊德本人的实践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知识体制内部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好范本。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他的专业知识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从功利的意义上说，在专业成就上获得了某种文化资本，就意味着在社会上获得了话语的某种权力；而且就知识的意义上来说，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不是很狭隘的）。实示上也提供了自己对公共关怀发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依据。公共问题既然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真理，那么各种人都可能对某一问题发言。这种不同的多元回应，势必要借助不同的知识传统和专业知识。专业的知识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累赘，而是原初的出发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既然要对公共问题发言，他的知识就不能仅仅是专业的。专业与业余的知识分子的冲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完全可以在两者之间建构起一种内在的关联。当然这两者会有一定的紧张关系，但对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保持一种很好的合理张力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知识结构里面作出合理的安排，成为知识体制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永远是最不安分的，总是不愿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即使他们已经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总是要不断地寻求着突破与更合理的归宿。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浮的，自由地漂浮着。传统知识分子死亡了，但知识分子的精神却是不死的，只要这种自由的、批判的、超越的精神不死，知识分子就将获得永恒，尽管其存在方式会一代一代地发生蜕变。

　　既然知识分子话语的合法性是由知识体制来提供的话，这就意味着只能在知识体制内部寻求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途径。在这个问题上，萨伊德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的借鉴，毋宁说是他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萨伊德虽然再三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性，抨击专业性，但是他所说的专业知识分子，其实是指那种完全失去公共关怀，只是把专业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一离开狭窄的专业领域便显出惊人无知的专家。他坚持的业余性指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保持那份公共的关怀，像席尔斯所说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神圣性的，对于普遍的、神圣性的问题永远感兴趣，而且试图作出自己的解答。虽然，在当代社会也许已不可能再有统一的、普遍主义的解答，有的只可能是多元的阐述，即使如此，知识分子也将永远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保持着一份超出专业之外的业余关怀。萨伊德本人的实践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知识体制内部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好范本。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他的专业知识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从功利的意义上说，在专业成就上获得了某种文化资本，就意味着在社会上获得了话语的某种权力；而且就知识的意义上来说，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不是很狭隘的)。实示上也提供了自己对公共关怀发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依据。公共问题既然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真理，那么各种人都可能对某一问题发言。这种不同的多元回应，势必要借助不同的知识传统和专业知识。专业的知识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累赘，而是原初的出发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既然要对公共问题发言，他的知识就不能仅仅是专业的。专业与业余的知识分子的冲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完全可以在两者之间建构起一种内在的关联。当然这两者会有一定的紧张关系，但对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保持一种很好的合理张力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知识结构里面作出合理的安排，成为知识体制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永远是最不安分的，总是不愿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即使他们已经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总是要不断地寻求着突破与更合理的归宿。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浮的，自由地漂浮着。传统知识分子死亡了，但知识分子的精神却是不死的，只要这种自由的、批判的、超越的精神不死，知识分子就将获得永恒，尽管其存在方式会一代一代地发生蜕变。